●这批作家力图告别那种将思想理念作为创作起点也成为创作终点的小说观念，他们很少急切地呼应现实的强势话语，也不直接模仿流行文化 ●他们介入现实的方式，多半不是正面碰撞现实的坚硬结构而是留连于那些底层的幽暗面，率先捕捉精英知识分子不屑解释的市民社会新的价值生长点 ●在他们中间确实还看不到未来大师的身影，可也并非均系庸常之辈 这篇零星的印象记涉及的一些青年作家，大多在50—60年代出生，60—70年代启蒙，70—80年代接受中学大学教育，80—90年代进入世纪末的文学潮汐而有以自立。他们用不同于父兄辈作家的方式讲述一个世纪的往事，也从不同渠道切入当下精神世界。这个新的小说群体将横贯下一个世纪，成为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主角。 1 他们首先透露出小说观念甚至整个文学观念的某种深刻转化。李庆西、李杭育兄弟在80年代中期就惊呼小说领域发生了一场“哗变”。当时的解释偏于现象学与叙述学理论，似乎小说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西方某种哲学观念和叙述技巧的输入。后来，由于小说随着现实生活节拍进一步“哗变”，它的大幅度自由化、松散化和世俗化推进，很快扭转了这种纯粹经院式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变动的小说景观与90年代生活样式的对应关系。近来一些刊物热烈讨论的意识形态分析和市民社会、民间世界话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十八世纪以降，其他艺术品类相继式微，小说后来居上，一枝独秀，由“致远恐泥”的“道听途说”，上升为与正史平行关乎社稷兴衰的“伟大叙述”。二十世纪的小说已不再是原初那种自由、松散、充分世俗化的民间叙述形式，而几欲取代诗歌戏剧散文，扮演人类存在命定的语言。它也因此日趋沉重和精致化，像十八世纪或更早时期中西方小说一致表现出来的与市民生活息息相通的那股粗犷活泼的生命力已逐渐退化。它总是力求靠近某种超越的思想，阐释某个绝对理念。即使贴近世俗的作品，也免不了包裹着这样那样坚硬的理念内核。小说长期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充当政治意识形态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感器、而疏离民间世界的清新空气，其逼仄、僵硬、沉重、枯槁，就不可避免了。 80—90年代崭露头角的一批青年作家力图告别这种绝对化的小说观念，有意躲避超越世俗生活的种种形而上的需求和规范，重返松散、自由状态，融入平民的生活空间。它首先是生活的艺术，而不是真理的话语。“我们拥有艺术，以免亡于真理”（尼采）。90年代中国小说的“哗变”，和二十世纪这种普遍反对形而上学预设而回归生活大地的精神是相通的。现在有人拿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形而上”标准来指责小说家们过于“形而下”，确实匪夷所思。 市民社会生活信息爆炸，民间世界价值体系崛起，开始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理想并立，应该是这场“哗变”的社会学基础。哗变即还俗，也就是从天上落到地面。多元化取向也由此而来。6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年龄经历彼此接近，但很少全方位的相同和重合。已往那种可以用年龄段划分的清一色作家群体不见了，正是“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况味。 2 他们很少急切地呼应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也不直接模仿流行文化（那是变相呼应意识形态或制造新意识形态即大众文化霸权）。他们潜入了飞扬的人生的底层，沉缅于故事的迷宫，编织扑朔迷离的情节，好像和现实的历史指向背道而弛（格非、李冯、刁斗、朱文），或者陶醉于语言的雕刻，在词语的浪花中随波逐流（孙甘露），又或者听任想象的翅膀穿越现实的天空，翱翔于往事的原野，在尘封的史籍、杳不可寻的古战场或早已倾废的帝王后宫，选择停息的枝头（苏童、须兰、吕新）。他们刚刚步入而立之年，却显得过于老成，旧事重提成了拿手好戏（苏童、余华、张旻、韩东）。俗则俗得彻底（王朔、何顿），雅又雅得“须仰视才见”（北村、鲁羊）。有乡村生活的素描（迟子建），也有城市的“环境戏剧人”（邱华栋）。走向现实的道路与通往自我的曲径时相交错（张欣、迟子建、陈染、林白）。 多向度的格局实难一概而论。有评论家把他们归入“先锋派”或“后现代主义”，这多半只是平面的文化借喻。事实上，他们的写作，总是和一代人共同的“过去”难舍难分，很难扯上“先锋”或“后现代”。比如许多青年作家都喜欢倾诉“早年”经历，匮乏的童年与少年成了叙述的无尽资源，现在进行时的生活反被一再冷落。苏童《离婚指南》、《城北地带》，余华《呼喊与细雨》，韩东《同窗共读》、《下放地》，张旻《校园情结》、《情幻》，何顿《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刁斗《纯情岁月》，包括王朔的《动物凶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种倾向。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在经济大潮面前手足无措，内心空空荡荡，生活全部乱了套，或者在极端务实的商品时代坚守古典主义情感原则，结果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对正在兴起的商业社会似乎心存疑惧（张欣或许是个例外，她在小康前后的两个世界游刃有余），对正在消逝的“前商业”、“前小康”社会极度贫困的生活景观则情有独钟。他们多半可以说是前小康社会（主要是70年代）的凭吊者。 3 凭吊往昔的感伤情怀使乱世才女张爱玲再度走红。这种后向性写作，似乎和回归世俗的精神并不统一。但是且不说张氏本人的文学雅俗难分，90年代大陆青年作家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当然也不排斥单纯的模仿和抄袭），决非没落贵族情调的虚拟化表达，而是80—90年代商业化进程在社会底层搅动的变革时代常有的那种怀旧情绪。张爱玲不迟不早在此时此景引起青年作家的追慕，这一现象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形式上的退避与逃逸，恰恰是进入现实的一种美学策略，只是少了张氏叹息繁华已谢的苍凉，而有更多的苦涩与荒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