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报告文学的悲剧情结*

      关键词 中国报告文学；悲剧情结

      学术界历来认为中国缺乏悲剧。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和中和之美的艺术追求，道家寂静无为、超凡脱俗的人格理想，佛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宿命观以及三者合一形成的文化心理积淀，使国人形成了一种乐天知命的智慧和不以苦乐为意的达观处世态度，因而钝化了悲剧性的情感触角，使得民族文学往往显出悲剧意识的淡化或缺如。然而，我们从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它追求崇高理想的执著精神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必然使它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也许并非出自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而是与报告文学的功能、内容、形式相联的一种必然状态，贯穿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之中，我们在此不妨称之为“悲剧情结”。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是从黑暗向光明、由愚昧到觉醒、由落后向进步演进的历史。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又决定了人的理想和目标与现实环境的不断冲突与矛盾。因此那些执著追求远大理想与完美人格的人们总是处在与现实和命运的抗争、搏斗中，他们的心身无不体现出浓厚的悲剧意味。作为现代史诗的报告文学，它的历史主题、启蒙主题、理想主题注定了它深刻的悲剧性特征。

      一、报告文学创作的两难处境

      黑格尔认为：“尽管史诗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描述一个有内在理由的，按照本身的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世界，尽管诗人自己的观念方式还接近这个世界并且还能使自己和这个世界等同起来，描述这个世界艺术作品却还是他个人的一部自由创作。”〔1〕由此可见， 文学创作中现实的必然规律与个人自由创作的矛盾普遍存在着（这里，按照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观点，我们把史诗泛化为一切叙事作品）。这里所以强调报告文学创作的两难处境，是因为它与其他文学形态不同，后者可以虚构，只要他所需虚构的是“一个有内在理由的，按照本身的必然规律来实现的世界”；而报告文学则要求除了作品内容的逻辑性与形式的个性化的统一外，还必须保证他创造的符合内在逻辑性的世界与现实的真实状态一致。这是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基础，也是报告文学自身存在的理由。因此，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矛盾是艺术创作的个性化原则与客观真实性标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根本性矛盾使报告文学创作陷入一系列矛盾范畴之中，导致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富悲剧性的两难处境。

      1.遵命性与个性化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承载，也是自我心灵的抒唱报告文学既跻身文学之列，其创作冲动也必然来自作家内心的激情然而纵观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对时势的趋附是很明显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报告文学的诞生得之于行政命令，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同时是记者也说明了这一点。报告文学诞生以来的近一个世纪中，在某些时期报告文学作品的涌现势头比小说、诗歌等迅猛得多；抗战以后，新中国建立以来，出现过多次报告文学创作热潮，常常是从知名作家到工人、农民都来写作“报告文学”，然而能经受时间考验存留于史册的作品似乎比其他文学样式的都要少。这就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的肤浅理性湮没了艺术的个性的结果。我们所肯定的理性精神，是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与深刻的认识能力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对时势的盲目追逐与应和所能获得的。要适度处理遵从命令与自由创作的矛盾，既不违背现存秩序要求，又尊重自我心灵，还要真正发挥一定的社会作用，这就给任何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许多作家都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与焦灼感。

      作为对新闻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新闻相对封闭状况的补偿，富于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的记者们不失时机地采用了报告文学这一方式，固然是一种带叛逆意味的姿态，但他们面对权威干预与从众（媚俗）心理的双重干扰时的这种刻意为之的姿态，与抒写性灵的激情奔涌的艺术精神是否相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创作的个性化原则也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在对理性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把握中不能兼顾，失之偏颇而“授人以柄”的难堪。所以，作为文学创作，成功的报告文学远不如成功的小说丰富。或者说，就因为个性化与遵命性的矛盾难以协调而使得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创作难以为继，才常常出现作家们改弦易辙和中止创作等诸种现象。

      而在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型时期，生存与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心态与个人性情、社会问题与个人利益、大众热点和作家激情相契合相碰撞的机会就比较多，加上改革开放带来的宽容平和的创作氛围，报告文学创作才会呈现真正的成熟与稳定，才能缓解行政干预与自由创作之间的矛盾，产生优秀的作品。

      2.社会功利性与艺术超越性

      超功利性是文学的必备品质，而报告文学作为严肃文学，分析社会、批判历史、鞭笞社会流弊、弘扬时代理想是它的基本内容，因此它根本无法摆脱社会道德观念与时代价值取向。小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但小说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和理想设计、虚构出作品的内容。报告文学既要完全依赖现存现实，最终又主要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心灵的慰藉。报告文学的情绪宣泄也是一种大众情绪宣泄，是某种普遍社会心态的投射。一句话，“传达大众情感经历”与“面向大众”是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决定了社会功利性是它的基本特征。难怪有人宣称“只要报告文学家敢说一句‘我可以不当作家’，就省去不少麻烦”〔2〕。但是， 如果报告文学一旦真的自我放逐于文学之外，它面向大众、传达大众情感的社会功能将如何实现？我们如何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时代心灵的表述者来替代报告文学？迄今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哪一种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或其他社会科学书籍能产生像报告文学这样强烈的社会效应，这无疑得力于它的文学特性。因此，文学的艺术生存能力所要求的超功利性，与报告文学的基本职能所要求的社会功利性，同样尖锐显赫地摆在报告文学面前，将作家们逼入窘境。

      上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中，有这么两种典型的风格。一是注重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开发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锤炼；一是注重报告文学的诗意、创作情绪的诗化，又往往因为这些虚化的处理引起人们对其真实性与可信度的怀疑。而且报告文学创作中议论、抒情加上新闻报道的方式，到底是在摆脱还是在更深地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深渊，这个问题也一直为人们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