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朔的颓废到刘震云的讽刺，是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悄悄发生变化的信息，到九十年代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民间化趋向 ▲作家们退出了指点迷津式的启蒙立场，转向民间立场，以“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态度来表现时代真相 ▲九十年代总的精神特点是人性的力量受到了考验，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痛切关注，艺术的个人性和独特性在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文化面前被重新高高标起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评论界对这些现象作了“庄严”命名仪式，并纷纷冠之以“新”的称号。你怎么看？ □有些评论工作者过于迷醉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夸大了中国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后现代因素，从后现代——后殖民——第三世界等一个个理论环节的演绎轨迹中我们几乎不加思索就会联想到八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思潮中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摹拟现象。当有些朋友把中国当代作家摆脱了对西方文学样板的依赖作为一条划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标准时，他们在理论上却不知不觉重蹈了八十年代作家们的覆辙。 在太沉闷的文学低谷时期，评论界滋长了浮躁情绪，急于在小说创作中找出新异的因素来与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小说划清界限，为了夸大这些在生长中的新因素，评论界不惜把它们推到了与整个文革后文学相对立的位置。当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旦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宣传手段结合起来，批评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九十年代初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知识分子身陷文化困境，昔日社会中心的传统地位随之失落，向边缘化滑行。这一切对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当一些二元对立的原则逐步消解，知识分子慢慢放弃以前被视为精神向导的人文立场，作家们则在小说创作里放弃了全知式的启蒙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执著态度，进入一种相对主义的复调结构，并通过相对主义来纠正八十年代创作中精英文化的偏执，检讨以往作家所扮演的万能导师的社会角色。但这并不象有些有妥协性的阐释所认为的，是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自身岗位责任的自觉放弃。举一个新写实小说的例子：所谓新写实的经典作品，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产生了，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浮躁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反拨，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到了1989年以后，这一创作思潮才被弥散开来。但这时的新写实小说中最出色的代表刘震云在他的“官人”系列和两部历史长篇里，恰恰强烈地表现出对新写实的灰色特征的反拨。 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过渡期间，存在过一个非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现实批判文学：从王朔的颓废到刘震云的讽刺，正是其中的重要现象。这是一种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悄悄发生变化的信息，到九十年代就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民间化趋向。 九十年代小说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开始自身规律的，因此谈不上有多大的革命意识，它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里已经初露端倪，马原孙甘露等人所开创的先锋小说的语言形式革新，在九十年代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真正揭开九十年代小说序幕的，我认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底的《收获》杂志上，作者曾经说过：“《叔叔的故事》重新包含了我的经验，它容纳了我许久以来最最饱满的情感与思想，它使我发现，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个人的经验世界里，这个经验世界是比以前更深层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疼痛源于何处？它和我们最要害的地方相关联。我剖到了身心深处的一点不忍卒睹的东西，我所以将它奉献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共同承担，从而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王安忆从身心深处所发掘出来的疼痛，我们每个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得到，只有当作家把这种疼痛用艺术审美的方式使之普遍化，由每个人一起来承担，才能使这社会的警世钟敲响。 民间化趋向 ●那么，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许多作家改变了作品的叙事风格及其立场，这是九十年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作家放弃了指点迷津式的启蒙导师的立场，只是表明知识分子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立场——依赖政治激情来争夺庙堂发言权以及在知识分子议政的广场上应和民众情绪的个人英雄的立场，而转向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蔽到民众中间，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得更加含蓄更加宽阔。 我们不妨看一下两位青年作家余华和杨争光的作品。余华的《活着》是最典型的例子。余华故意绕过现实的层面，突出了故事的叙事因素：从一个作家下乡采风写起，写到一老农与一老牛的对话，慢慢地引出了人类生生死死的无穷悲剧……这个故事的叙事含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它超越了具体时空把一个时代的反省上升到人类抽象命运的普遍意义上。民间性就是具有这样的魅力，即使在以后若干个世纪后，人们读着这个作品仍然会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再看杨争光，对这位西北地区的作家在前两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我一向是如闻高山流水欢悦不已。他的《老旦是一棵树》通过西北地区贫困农民软弱而无赖的报复行为，把愚昧民族自暴自弃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老旦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只能以极其无赖方式来实行报复，展示了这个民族愚昧外表底下所蕴藏的最生动最痛苦的灵魂。这部作品让人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 但其最大的特异之处就是抽去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叙事人的角色。读这个故事就仿佛在听一个来自西北农村的农民在讲他家乡发生的奇异故事，亦庄亦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