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是以乡土小说而引人注目的。他们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废名笔下的乡村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真挚的人情味，堪称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远逊色于他们的乡土小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使它因此而越发具有了不可忽略的意味，诸如：繁华在都会，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等等。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构筑出谈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这里，不但恩格斯说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及判断绝对有效，而且尤能见出中国人文精神中那种悲壮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分量。 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在认识城市的同时，完成了一种文化描述，小说中的无数主人公们强化了他们的乡村情结，也了结了他们的城市梦想。这里，城市不是以“题材”而是以“意象”的形式呈现。他们无意于具体的城市生活特色，只关注这种生活中的人性变异，进而展示其生存困境。 这里的“生存困境”，亦即与固有的文化氛围不相融合的生存空间给人造成的一种心理失落。这种“心理失落”在京派作家身上，就表现为对城市的厌倦和对乡村的依恋。但是，地域观念在他们并不强烈，对乡村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厌倦只是他们在多重文化冲突中作出的自己的文化选择。城市与乡村，在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中是一组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它远离了现实的意义，成为京派作家感受人生的精神砝码。他们对“生存困境”的感知，是以纯粹的精神体验的方式存在，它来自京派作家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对社会人生的审美介入，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人生的认识，完成一种审美判断，是京派作家最显著的特点。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明显呈现着两极形态：乡村的美丽、静穆与城市的堕落、混沌。因而，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基本上是笼罩在他们的乡村梦影里的。 1 人类所置身的世界本无“乡村”与“城市”之分，是历史的不断发展，才打破了单一而固有的农业格局，使城市出现了。城市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物质的繁盛和社会的前进。但是，城市不象乡村那样虽然贫瘠、荒僻却能敞开慈母般的胸怀，不拒绝任何闯入者，城市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傲慢，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可以让人饱受世态炎凉，新的生产关系使它丧失了道德。在城市，金钱的地位空前地上升了，它肆无忌惮地毁灭着人性，物的世界的繁盛导致了人的世界的贬值，于是，城市愈来愈繁华，而人在其中也愈来愈变成非人。 本文所指的城市包括那些刚刚从乡村脱胎而出的中小城镇以及正在迅速发展的大都市。然而，城市在这里又没有确定的含义，它只是与乡村相对而言，与乡村一道构成了两种文化的对应物，并以互相对立的形式出现。京派作家的文化取向是选择乡村，推拒城市。虽然他们大都是教授、学者。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已跻身教授行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中人。但他却固执地以“乡下人”自称，拒绝对城市的认同。 沈从文的城市观也许不能完全代表京派作家对城市的体察，但他对城市的体察却是最有深度的。他从“边城”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传奇色彩。生活和施展才华的内外驱力带领他一步一步迈向了城市舞台，然而恰恰是这一步一步的迈进，加大了他这个城市“闯入者”的痛苦的张力。他把思考的焦点对准了城市与乡村的比照：乡村如一股清新活跃的风，高扬着生命的旗帜，城市在乡村的烛照中，显得猥琐、虚假而又僵硬。城市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苍白的躯壳。因而他对湘西故土怀着永恒不变的热爱，恋笔于那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镇。而他的城市中人则呈现出“人性的沉沦”。可以看出，沈从文一进入城市社会，就怀着一种隔膜和厌恶。但是，让他返身离去，又是不可能的，对新的生活的渴望使他必须留在城市，忍受一切的难堪。沈从文之所以没有达到与城市真正的融合，原由于他的世界观的自我抗拒。儿时已形成的对蛮荒原始的自然状态的人生方式的认可，以及一开始踏入城市时那些贫困的日子更使他在煎熬中看够了城市的虚伪。这个时候，再转过头来遥望那片乡村故土，必然会感到一种宁静的温馨。于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感情的依托，有了这个他心中理想的所在，城市就显得更加堕落和荒唐。在心灵上，他始终是城市世界的局外人。这样，沈从文笔下就出现了两极人生的鲜明对比：一边是完美、崇高和纯洁；一边是异化、堕落和虚伪。两极参照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即使是象凌叔华、林徽因这样生活优裕的京派女作家，也都强烈地渴望走出窗外。中西兼具的教育并没有使她们从心灵上完全归属城市。她们属于“人性的、太人性的”一群，从一种纯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观照出发去认识人生，感知生活，同时在小说中也透视着“城市批判”。 2 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对城市世界的扫描不是站在全方位的视角，他们是从乡村的立场来返观城市，在他们眼里，乡村代表着“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生命力就洋溢在无雕无饰的生存状态中，与自然相契合。而城市则褪尽了生命的原色，充斥着虚伪和堕落。他们的城市小说没有了描写乡村时那种牧歌式的情调，而是以人性剖析的审视点构筑笔下的城市世界。与描写城市生活的现代中国其他作家相比，他们不象茅盾那样以全景式的勾勒展现都市人生的复杂形态，也不象以刘呐鸥、穆时英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那样刻意捕捉城市生活新奇的感觉和印象。京派作家不在于表现城市生活的紧张、快节奏等现代生活特色，所提供的城市生活场景也不够完整，但他们专注于现代城市对人的异化，切入的角度命中了城市人生最致命的弱点。他们将具体的城市特色淡化、抽象化，以便与乡村景观构成鲜明的对立，他们那文化介入的视角使他们审视城市的焦点聚光于那些绅士、官僚、职员、教授和大学生……等“知识者”之中。这些城市文化的代表者演绎着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2〕这样一个总的特征。 这帮“知识者”群像所具有的虚伪、卑琐和贪欲，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和道德沦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