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否正如多棱镜一样，具有变幻莫测的多种潜在话语的可能？80年代中期以来，取自近现代历史时段的作品源源不绝，这与其说是文学对历史的好感，不如说是文学向历史讨要话语权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从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他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历史本身的钩沉索隐，而是立足于当代性的要求来表达重新书写历史的欲望。以眼下“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创作而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事件，它曾蕴生了多少优秀佳构，以致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永恒话题。但随着人们对“二战”历史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近年来这类题材又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热点，在选材立意、价值取向、审美形态诸方面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一、世界格局与文学传统中的当代中国写作 也许我们宁愿拒绝今天这种文学的辉煌，而不愿人类拥有昨天曾经历过那场可怕的“文学之源”。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系统，它保存了人类求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质异化和分裂的种种非常表现形式。战争无情地毁灭了“人”的价值与创造，以肆无忌惮的暴力形式颠覆着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恪守着的正义、公理、和平等价值信条。“二战”无疑是一个极致。它像一个巨大的“震源”，以其强烈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人类。彼时和此时，“法西斯主义”的浓重阴影还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上空。相应地在文学领域，对于这场战争的残暴性与荒诞性的追问与反思，对于战争状态下人的精神价值、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就很自然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共通的主题模式。 “战争与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途径，也是人类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一种手段。就其本身而言，它既在创造着人，同时也在毁灭着人。所以，“战争与人”的矛盾实质上是任何战争文学都会面临的两难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激烈斗争的民族矛盾，它直接关涉到反法西斯斗争的许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作为一种战争文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角度上讲，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必然要共同经历一个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颂歌”时代。“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价值观，使它的作家们情不自禁地站在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本位立场上，表现正义之战的崇高与壮美，呼唤英雄的出现，并且以强化英雄的智慧、力量与人格的完美来支撑起处于弱势民族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抵抗。如果我们有兴趣翻读一下肖霍洛夫的《学会恨》、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被文学史家称为苏联战争文学“第一浪潮”的诸多作品，就不难体味。另外像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萨特的《自由之路》、维尔高《沉默的海》等，也都颇可称道。 与上述作品相比，中国“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感更是深沉固厚，被强化到了极致。从建国前夕的《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到五、六十年代的《风云初纪》（孙犁）、《战斗的青春》（雪克）、《铁道游击队》（知侠）、《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中国作家在对抗战历史进行“伟大叙事”的同时，都无不对我们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凝聚力与英勇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讴歌，着力表现了战争对于人的超验情感的激活与净化。尤其是孙犁，更是以诗化笔墨来描绘战争的感性存在。他的小说中，成功的艺术形象似有一个基本模式：女性+普通人＝英雄。这里，“等号”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他的小说文本中植入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柔情似水的水生嫂们变得坚毅刚强。人物形象上的张力，引发出小说的另一种内涵：战争对于人的奇异改造力量。 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第一个潮头。但是，勿庸讳言，这种表现由于过分专注于营造超验的民族精神“神话”，那就很容易忽视对战争本体、人类生存、人的本质力量的艺术思考，致使形象塑造有意无意地走向理想化和模式化，主题思想的开掘，也难以达到黑格尔所谓“高远的旨趣”尤其是“人类所共有”的人性人道的层次和境界，因而往往导致审美价值的平面化和单一化。其实，战争对于人类的灾难并不单纯是毁伤肉体，更主要的还是戕害灵魂、扭曲人性。20世纪后半叶，为什么西方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表现了浓厚的虚无、颓废倾向，譬如存在主义对“此在”一切价值的质疑，“黑色幽默”将整个人类视为荒诞的存在，这一切恐怕都与“二战”密切相关。可见，战争对于人类生存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而深刻！ 就世界的范围来看，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人性、人情来审视战争，大约始于50年代。这一历史性转换的结果，是使对战争残暴与荒诞的揭示，对人之命运的悲剧性同情必然升格为作品文本的中心，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话语则相应地退居到了次要的边缘。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二战”之后的西方包括苏联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肖霍洛夫的短篇小说《人之命运》就开启了这一文学浪潮的先河。小说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叙述了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不幸经历，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命运。对战争给人造成的不幸和灾难的渲染，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调。同样的作品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等。日本作为“二战”的发动者与战败国，战争中人民饱受离乱之苦，战后控诉战争罪行的作品也相继问世。五味川纯平的《战争和人》，就以非常明确的“反战”意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剖析。尤其是作者对战时各种爱情的描写，把死亡与爱两个永恒的主题置放在情节的延宕之中，更是感人至深。当然，同样是以“人”为价值中心的描写，在肖霍洛夫和瓦西里耶夫的创作意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英雄主义精神的余辉。在表现“人与战争”的冲突时，他们竭力调和价值取向上的矛盾性，既表现正义战争的合理性，又从人性的角度写出战争的残酷。于是，“英雄主义”与“悲剧性”往往成为这批作品的双重题旨。真正完成反法西斯文学中“英雄”历程的则是那些走得更远的作家。苏联“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以生命本体意义作为价值评判尺度，渲染战争中人的求生本能，甚至倾注对逃兵、开小差士兵的同情；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表达了对战争价值的怀疑和对特定军事生活的荒诞体认的同时，也对“开小差”行为予以人道主义的肯定。在这些作品中，由对人本体的思考取代了过去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民族主义、英雄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抹灭与消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切入战争生活的角度变异，这类作品丢失的不仅是悲壮与崇高的美学内涵，而且也失去至少是极度淡化了“反法西斯主义”这一美学题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