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时期文坛上的女性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的时候，一衣带水的台湾岛上也举起了新女性主义的旗帜。今天，在我们对海峡两岸已经定格为历史的女作家的作品予以反观和比较时，不期然地发现在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之中，女性文学所传递出的女性意识，却呈现出了同源分流、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 所谓女性意识，实际上隐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即社会（男性权力话语世界）对妇女的认识和女子的自我意识。近年来，评论界在论及女性意识这个问题时，往往偏重于对后者的强调而对来自社会观念里的女性认识的重视和研究相对不足。女子的全面解放固然要靠女子的经济独立以及自身的心灵裂变带来的观念更新（这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出路），然而，来自男权世界中的男性话语对于女性的压抑和扼制，依然是女性解放、女性意识走向现代化的极大障碍。不管是大陆的女性文学，还是台湾女作家的创作实践，无不反映了历史悠久的男权社会对女子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的干预。 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冲突开始于父权制度的建立。以人的物质力量作维系的父权制，通过社会分工的不同，使男女地位成为事实上的不平等。父权制激发了男子的攫取精神，锻炼了其劳动创造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进化过程中人的主体精神的体现者，而女子则无可挽回地在男人的强力优势下退守家庭，在从事人的生产和服务于人的过程中，她们被物化成各种意义上的工具。与这种所谓“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的社会分工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对女子作为“人”的权力与尊严的残酷剥夺。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三次兴盛就是通过对女子进行压抑、贬低、监管和控制得以完成的。先秦最早以父母之命剥夺了女子的婚姻自主权；汉代以“三纲”、“三从”、“七出”等伦理教条主宰了女子的人身权；宋儒理学则用“存天理，灭人欲”的训诫窒息了女子的精神和思想。随着男性中心文化体系的确立、巩固和完备，女性形象、女性人格和女性价值被逐渐模式化。一代代女子除了接受这种社会规范并遵循它去限制自己、强迫自己去适应这种既定的处境之外，她们别无选择。女人在男性话语的垄断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忘我境界。所以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著名的女权主义论著《第二性——女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她一语道出了女性所负载的漫长而沉重的历史制约。 “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1〕一代文化先驱的最初觉醒确立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基本主题，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女性文学的必然起点。首先要做一个“人”，要恢复被剥夺了几千年的做人的权利，寻找、呼唤、确立人的尊严、人的情感和人的价值。感应着时代的这种呼声，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白薇、石评梅、丁玲、罗淑、萧红等一批现代女作家相继步入中国文坛。她们或以小说，或以戏剧，激情洋溢地状绘了广大妇女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对将女子视为“物”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峻切、愤怒的揭露与抨击。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五四新女性露莎（庐隐《海滨故人》）、英云和淑平（冰心《秋风秋雨愁煞人》）们，也看到了庭院深深中的名门闺秀（凌淑华《绣枕》、《吃茶》、《中秋晚》中的女主角们），还有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卖草女人（罗淑《生人妻》）和小团圆媳妇（萧红《呼兰河传》）。女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尽管家庭出身、生活氛围、受教育程度等各有不同甚至差异悬殊，却无一例外地承受了生为女人的种种苦痛。她们无计可施无处可逃，露莎、莎菲们在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五四口号下如娜拉般地出走，最终依然没有走出男权社会的阴影。因此，暴露女性的生存状况，寻找女性的生活出路始终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精神支点。 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岛上的女性文学的最初形态延续了大陆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母题。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气候，50年代初，台湾文坛占主流地位的是“军中文学”，这是服从于台湾当局的政治目的的一种“遵命文学”，但是由于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心理准备上的欠缺，这种文学很快地便在僵化苦涩的格局中枯萎了。就在台湾文坛青黄不接的时候，女性文学以其纤巧清丽的文学、温婉低回的格调诉说出生为女人的悲戚哀苦，从而抓住了生存机遇。当时的台湾女作家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孟瑶等大都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人生体验来观照妇女的命运，从爱情、婚姻、家庭等更多的带有女性色彩的角度，通过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善良女子悲剧人生的揭示与探讨，在控诉封建礼教的同时，突出地表达了妇女要做“人”的强烈愿望，显示了与大陆现代女性文学相通的精神气质。 林海音是台湾第一代女作家。她在五四运动后长大，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林海音深切地感受到新旧交替时代在自己心灵上引起的震荡，因此，她出于性别意识对妇女问题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她说：“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个里程吧，许多妇女跳到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然停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有跳过来。”〔2〕纵观林海音的作品我们发现她写的几乎都是生为女人的悲剧，来自社会各阶层善良女子的婚姻遭遇，往往成为她的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视点。她早期的作品《金鲤鱼的百裥裙》就表现了在浓重的宗法等级观念的禁锢下一个女子屈辱的一生。金鲤鱼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买来的丫头，后来又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做了姨太太，但她没有任何地位与权利，就连亲生的儿子结婚时她应穿一条绣有梅花和喜鹊的大红百裥裙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她死后棺材甚至不能从正门抬出。《烛》则从另一个方面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心理戕害与精神摧残。主人公是一位封建大家庭中的大太太，她严守封建婚姻道德，努力规范自己的言行以符合世人眼中贤妻良母的形象，当丈夫娶了姨太太后，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夜夜到“对面的屋子”去，听着那里传来的女人吟吟的笑声，她虽然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不得不装做大度与宽容，这位可怜的太太为了得到丈夫一点温暖的呵护，就终日躺在床上无病呻吟，而天长日久的卧床又使她双腿萎缩，最后在瘫痪中孤寂地死去。50年代的台湾封建主义依然十分浓重，从婚姻家庭的角度透视妇女的悲苦命运，使得林海音等等一批台湾女作家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呼应了五四时期大陆女作家的主题意向。但是，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没有达到后者的深度和力度。台湾女作家只对封建主义笼罩下的妇女命运予以外观描摹，以女性悲天悯人的情怀体察女性人生的诸般痛苦，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多半是低眉俯首、逆来顺受的蒙昧女子，作品大都流露出一种幽怨扼腕的无奈情调。这或许是由于台湾女作家错过了那场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契机，或许是由于创作主体个人经验的相对不足。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新女性冲破封建罗网、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勇敢身影，听不见徘徊在悲剧人生里的那些“焦灼而苦闷的呼问”〔3〕。五四时期的大陆女作家则不然，她们生长在青春激扬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易卜生主义”的鼓舞下，“她们打破旧礼教的枷锁，昂首走向社会，争取女权，提倡男女平等。”〔4〕她们自然有许多痛苦的经验和崭新的情感急于发表，良好的文学修养又能使她们通过内外视角的交叉运作在作品中生动展示人物丰富驳杂的心理图景。因此，《海滨故人》、《隔绝》等作品中的一个个女性叛逆者形象，才秉赋着特殊的时代命题长留在文学史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