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金庸小说在内容上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在形式上融历史入传奇、借传奇表现传统，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结合部切入进行多重超越，形成了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超越细节真实而诉诸理念真实、文化真实的小说样式。金庸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诸多成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找到了一条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正确之途，对我们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金庸小说 文化本体 现代意识 重塑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世界政治的重大冲突将发生在归属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后阶段”，“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由7至8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来塑造，这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再加上非洲文明，未来重大的冲突都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事实上，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近百年来的文化选择的历史实践也已经表明，作为“儒教文明”的中国只有走“民族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然而，不管是活跃在海外的“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返本开新”，还是我们所提倡的“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虽不乏观点上的合理性，却未能在实践上大见成效，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我们发现了金庸小说的价值。金庸小说由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成效的阐扬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而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小说，甚至如严家炎先生所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1〕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另外，形式上的成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以传奇表现传统。传奇是自古有之并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但以传奇表现传统却是金庸小说的独创。金庸小说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其二，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都发现了文化传统横剖面上的不同层次，即“层级性”结构问题，余英时则认为这种层级性结构的主要分界线应该在于“大传统”和“小传统”即上层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之间。〔2〕毫无疑问，“小传统”是“大传统”的基础，“大传统”又对“小传统”起着导向作用，两种“传统”存在着对立而又融通的关系。金庸小说从两种“传统”的接合部切入，一方面以“小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向“大传统”渗透，并因此把“小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输入“大传统”；一方面又把“大传统”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小传统”中去。这样，既超越了“小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俗”的方面，也超越了“大传统”文学样式中某些“雅”的方面，做到了大俗大雅。金庸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的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特点与其阐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和谐地统一起来，创造了一种小说的现代民族形式。这些成功的尝试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一条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正确之途。 一、“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 “武”与“侠”决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中的概念，更是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在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桃园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对“武”与“侠”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富有现代意识的创造性的阐扬，它没有表现出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而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在金庸小说中，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并进一步把武德分为社会道德和文化道德两个方面。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否则就成不了“正果”或根本练不成绝世武功。郭靖、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锋、东方不败、丁春秋等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的卑下乃至邪恶的武德所致。作为文化道德的武德，实质上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在文化背景上符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性准则，最终只能玩火自焚。武德的这些方面又是相契合一致的，“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是符合《周易》文化精神的武功“降龙十八掌”，而谋图纂位、希逞私欲的东方不败则练戕害人性的“《葵花宝典》神功”，这种武功与人格的统一就构成了富有文化意味的完整的大侠品格。的确，伦理本体型的文化容易走向“泛道德主义”，而“泛道德主义”又是阻碍民众觉醒和诱使道德滑坡的重要根源之一，但必须看到的是，“泛道德主义”属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与传统的文化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金庸小说正是通过对文化理想范畴的道德的强有力的张扬和富有现代意识的重建来有效地阻止“泛道德主义”的滋生泛滥。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意识上的特点，即民族的伦理本体和个人的道德自觉，一旦失去了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就会散乱、堕落乃至消亡。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在金庸小说里，武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们的生命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升入了文化本体。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方面来阐释武功，实际上是借最为通俗、形象的形式阐释了最为深刻、精奥的哲理，并使之成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