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总格局中，香港文学是非常特殊的一章。一方面，它承继着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又有着自己许多独异的意蕴特色。 作为国际商埠，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地处中西文化碰撞融汇的前沿地带，节奏快，信息灵，观念新。经济的高速发展，电视传播事业的发达，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使香港文学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读者市场”，使得香港读者偏爱“快多式”的通俗文学。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香港文学呈现出通俗文学繁盛而严肃文学沉寂的局面。直至八十年代初，严肃文学方随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社会转型而取得了突破。由于香港文学界有识之士的辛勤灌溉耕耘，加之内地掀起的台湾文学热冲击，尤其是“九七”香港回归在即，香港严肃文学终于在风云际会中呈现兴旺之势。 在香港文学总体背景上形成的香港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香港文学卓有成绩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前，亦处于沉寂阶段；八十年代后，渐呈勃光之势。虽在群体意识和总体成就上远不及内地女性文学，亦不及台湾女性文学，但在香港文坛上却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较之内地和台湾女性文学，香港女性文学有着自己独异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踏上了一条中西交融和雅俗渗透的艺术道路。以下从主题学和分类学两方面概述香港女性文学。 一 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实行的是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商业大埠，西方的文化观念，也随着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商品一起汇聚在这个国际文化大都会，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香港人传统的东方文化心理结构，亦影响改变着香港人传统的婚恋观。反映在香港女性文学中，以香港人婚姻和恋爱生活为题材或涉及这方面内容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乃至有形成主潮的趋势。 抒写爱的追寻及对婚姻的怀疑失望，几乎是香港女作家大多数婚恋小说共同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在香港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城市女性的婚恋悲剧中尤为突出和集中。如林燕妮《爱的追寻》中的女主人公絮青，年纪轻轻的离过两次婚，后又与一位世家子羊文彬同居；同居三载，这位公子哥儿却没有打算与她结婚。她终于明白，文彬“懂得股票，懂得国际财经，但是对于爱情，他一辈子也懂不了多少。”于是抽身，去“追寻完全属于她的爱”去了。方真娥《艳痕》中的女主人公叶晴，出外旅行提前返家，亲眼目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厮混，更不能容忍的是丈夫回答自己质问时的流氓无赖式的诡辩。叶晴终于失望已极，从23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在这些人间悲剧中，作为妻子的女人，总是充当着悲剧的女主角。“婚姻作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法律保证的约束力已无足轻重”。〔1〕把现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怀疑、 失望和恐惧心态揭示得最淋漓尽致的，是钟晓阳的《良宵》。《良宵》把一对新婚夫妻的良辰吉日置于一场灾难的背景下来描写。窗外，十万火急的消防车鸣着警号呼啸而来；室内，被冲天火光映红了脸的新郎新娘却彼此仇恨，彼此防范。洞房之夜，新郎发现与他交拜天地的竟是一心复仇的鬼新娘；而被红绸蒙蔽的新娘想象中的新郎则非常阴险骇人。所谓“恩爱”夫妻，各怀鬼胎；喜气洋洋的花烛洞房，成了黑暗阴森的恐怖世界。《良宵》运用荒诞手法，以喜衬怨，以喜显悲，写尽了现代人对婚姻的一曲‘哀歌’”〔2〕。 揭示崇尚自由与迷恋金钱的畸型婚恋关系，也是香港女性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商品社会的高度发展和西方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在婚恋关系中权衡经济利弊的考虑，已渗透在香港的意识形态及人际交往中。香港女性文学亦就多有对既崇尚自由又迷恋金钱的畸型婚姻关系的揭示。陈娟的《绿萍的青春》与亦舒的《喜宝》，是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作品。十八岁的绿萍，心甘情愿地嫁给八十一岁的高老头，这是她对自己的自由支配和自觉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为钱而嫁。然而绿萍的如意算盘落了空：高老头死后留下的一纸遗书，粉碎了这位年青遗孀分享遗产的美梦。绿萍终于又因钱而疯。亦舒笔下的喜宝，这位曾靠自己的努力考入英国剑桥大学的女留学生，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巨富勖老头的情妇。喜宝的美貌、肉体交换勖老头的钱袋的算计上，更是表现出赤裸裸的拜金贪欲：“我晓得他有钱，但是我不知道他富有到这种地步。在这一秒钟内我决定了一件事，我必须抓紧机会，我的名字一定要在他的遗嘱内出现，那怕届时我已是六十岁的老太婆，钱还是钱。”但当她终于从死者那里得到梦寐以求的“金山”时，却倍感孤独凄凉，由此更显示出拜金式畸型婚恋的悲剧性。绿萍式、喜宝式老少姻缘的畸型婚恋，其悲剧内涵并不完全在于双方年龄的悬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在于这种婚姻行为缺乏彼此相爱的感情基础。因而，“尽管这种婚恋行为是以当事者自由结合为其形式的，其实双方并无维系正常夫妻关系的感情纽带，而只能是这种婚恋行为买卖婚姻的一个变种。”〔3〕 独身女人——“女强人”形象的增多，也是八十年代香港女性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七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香港女性就业机会的空前增多，香港城市女性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女性独立意识亦前所未有的增强。在开放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积极参与的香港职业女性，在开放的中西文化融和的氛围中培养了独立、宽容、通达的意识观念的香港现代女性，她们分散在洋行、律师楼、银行担任高级要职。她们极有理想、抱负、才华而又极为能干，为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与此社会现象相适应，近年来，香港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众多“独身女人”形象。她们中不少是事业上的女强人。施叔青的《愫细怨》中的愫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这位因丈夫有了外遇而与之分居的职业女性，婚变的打击并未使她委靡不振。相反，她很快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委任公司的主任之职。对于愫细而言，这种因婚变而带来的独身女人精神上的自由，比起经济上的独立显得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身女人的增多，显示了香港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亦透露出香港女性婚恋观念的现代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