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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变’，只是勇敢地‘忍受’，我们尚嫌不够， 时代所要求于诗人者，是‘在生活意义上更重大的’积极的态度和明确的认识”，“他的诗缺乏一种‘力’，一种热情。”〔3〕后来的评论者对《烙印》思想意义的认识，尽管不断丰富，时有深化，但基本点上并未与闻一多和茅盾的形成对立。张惠仁指出这些诗作的四大艺术特色是：“以丰富生动的形象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力避概念化和空喊口号”；“含蓄而不晦涩，内蕴而不肯‘一泄无余”；“着意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炼字造句上的传统经验，运用于新诗的写作，从而形成精炼、朴素的民族化诗风”；“探索新诗的格律形式美，尝试着部分地实践闻一多‘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要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匀齐）’的主张，因而形成了相对谨严的格律形式，有别于任意跑野马的分行散文似的诗作”〔4〕。 评论者几乎公认：在当时远离现实、苍白空虚的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烙印》以坚实的内容和精炼谨严的风格，为新诗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久出版的《罪恶的黑手》，同样受到好评，有人认为它“比起《烙印》来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表现形式上较洒脱，音节雄健；在内容上更趋向实际”和“深刻”。〔5〕这种认识是较有代表性的。 也有的研究者特别看中了这些诗作的“乡土味”，袁忠岳指出，臧克家是乡土诗的“始作俑者”，他的诗歌具有浓重的“乡土味”。其乡土味主要透过两点表现出来，一是对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进行本乡本土的描绘。二是对故乡环境、人物、生活的个性体验。〔6〕台湾诗人兼批评家高准也指出， 他“初期的作品朴素而含蓄精炼，其写农民形象与乡村景色的作品，也都甚有特色，是杰出的‘乡土诗’”。〔7〕许多评论者还指出， 从《烙印》到《罪恶的黑手》，确立了臧克家在新诗坛的地位。 对于臧克家的抗战诗，在总体上，评论者大都予以肯定，认为它尽管由于战时的紧张而未能从容构思、精心推敲，却以明朗乐观的情绪和高亢的基调，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战，实践了作者的爱国誓辞。但对长诗《古树的花朵》，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古树的花朵》在抗战的意义上说，它的存在是有很大价值的。一方面它象一面镜子表现了抗战，反映了抗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宝贵的教训，唯有发动民众参加抗战才能求得胜利，唯有团结抗战才能确保胜利。再一方面，因为史实的动人，范筑先这英雄老头子的壮烈牺牲，以及他儿女的英勇行为，更鼓励着多少人心，这一精神力量，真不啻为抗战阵营凭添了千万生力军呢！”〔8〕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该诗创作时， 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在长诗中“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9〕另外，还有人嫌它“写得较散漫， 既有写得太实的不足，也有感情浮泛的弊病”〔10〕。也有人着重从人物的刻划不是“有血有肉”，材料的剪裁欠妥、细节的描写不能紧扣主题、炼字的“反而弄乖了总体”等方面否定了《古树的花朵》的艺术成就。〔11〕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指作者在离开战火的地带（从河南叶县寺庄到重庆，生活环境较为安定和幽静）所创作的《泥土的歌》（1943年）。诗人自己曾多次流露出了对它的喜爱，把它的《烙印》称为自己的“一双宠爱”，是“全灵魂注入的诗”。〔12〕但评论者却褒贬不一。它问世不到一年，有人就断言：“这朵诗的花，虽没有‘伟大’（过去作者在拼命追求着的），但它却有比‘伟大’更永久真实的生命。”〔13〕这“慢乐章”里奏出的“是深沉而动人的音乐。”〔14〕后来，美国学者别因谈到《泥土的歌》时称作者是“当代中国诗坛上一个非凡的人。”〔15〕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写道：“这是一部十分个性化的集子：它平和，从容（在狂热的激动的诗篇之后）；它说真话，善良，形象；它自始至终都具有中国风格。”〔16〕香港司马长风认为，该集中《手的巨人》一首“最能表现诗人对农民的挚爱”，它“写农民的笨拙，却担负着民族的命运，面上虽有泥土，但也有风云，可使‘贵人’震颤，是改变历史的可怖力量。极深长有味。粗枝大叶的读者，不容易玩索出它的意趣。”〔17〕冯光廉、刘增人指出：“《泥土的歌》生动地写出了新时代到来之前这一历史时期农村生活的风貌，写出了旧时代一代普通农民的悲苦，从而显示出解放农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泥土的歌》正是从这里获得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从而生发出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助力。”艺术上它既“继承了《烙印》的传统和风格”，又较《烙印》显得“明快、清新”、“活脱自然，灵巧隽永”，“显示出作者艺术风格的成熟。”〔18〕默涵则对《泥土的歌》全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诗人在作品中用“美丽的幕布遮住了血淋淋的现实”，对“压死了不做声，冤死了不伸诉”的无抵抗主义性格也一并赞颂，对农村火热的斗争“几乎完全没有感觉到。”作品对农村“只有一些浮面的不真实的描绘，只有一些纸糊的景色，只有一些滥调的重唱。”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实际上不懂得农村，不懂得农民，”“他的写农村和写农民，并不是因为他感受了在沉重压榨下的农村的苦难，也不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了蕴藏在农民中间的深厚的战斗力量。他的歌唱乡村，只是因为他厌恶都市，厌恶都市的咄咄逼人的高楼巨厦，而想把自己的有点儿脆弱的心安置到幻想中的平和静穆的乡村里去，到那里去寻求一点自欺的慰安。”作者采取的“完全是一种非现实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创作态度，纯粹是形式主义的玩弄词句。”这里，默涵不仅否定《泥土的歌》，而且有由此而否定臧克家全部诗作的倾向。〔19〕值得指出的是，臧克家由此而于1948年12月20日写下了《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20〕，表示“甘心接受这批判”。以后国内的各种文学史大都对《泥土的歌》采取无视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