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文化的巨人，像经年的大树，其繁茂的枝叶花果总连着深广的根系，鲁迅也有着渊深、广博的传统文化背景，而其中，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是极其重要的一条根，他们对鲁迅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这条根，是这样的深远，其影响伴鲁迅一生；是这样的深刻，以至在鲁迅精神心理形态上刻上了独特的印痕。 鲁迅与嵇阮的关系，人们早有论及，但多语焉不详。本文认为，鲁迅循着文学的桥梁抵达嵇康、阮籍。在文学的沟通、晤谈中，鲁迅不仅获得中国传统文学及语言的熏染，更重要的是获得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与生命悲剧的共感。同时，他们的相近相通，又有着社会政治、时代价值、文化渊源等多方面的深刻的原因和根据。 1 鲁迅与嵇康、阮籍的联系，首先是在文学上的亲近与沟通。鲁迅的文学生涯，除了纯文学的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外，有杂文创作，另外有翻译和国学中的文学研究，而在第4类，鲁迅对嵇康、 阮籍的研究、关注是极引人注目的。根据《鲁迅全集·鲁迅著译年表》（1981年版）载，鲁迅于1913年10月首次校《嵇康集》，并作《〈嵇康集〉》；后于1915年7月，1921年2—3月，1922年2 月连续多次校《嵇康集》； 1924年6月再次校《嵇康集》， 并作《〈嵇康集〉序》《〈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等文，完成了他校《嵇康集》的第4 个工作本。1926年鲁迅应厦门大学《国学季刊》之请，又作《〈嵇康集〉考》。1931年，鲁迅在上海又校《嵇康集》，算作“清本”，但他并不以此为最终结束，直到1935年9月（逝世前一年）给台静农复信时， 仍认为他的“清本”应当“校印”。为了一本《嵇康集》，鲁迅的校勘，几乎延续了他早期到晚年一生的文字生涯，其跨时之长，用力之勤，在鲁迅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已经超出一般的爱好，也不仅看出鲁迅对祖国文学遗产的重视，国学研究的专精功力、严谨态度，可以想到，终身以文学和语言为沟通工具的鲁迅，每一次校勘就是与嵇康的一次文学对话，每一次对话就是精神的沟通、意识的交流和心理的愉悦。孜孜不倦的校勘，正说明这种“对话”对鲁迅来说已超出学术的范围，进入到相依相亲的心理与精神层面。 此外，更为著名的是1927年7 月在广州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在《鲁迅全集》中散发着奇光异彩，既是鲁迅古文学学术的结晶，又是鲁迅人格、智慧的表达，显现着他幽默、睿智的文风。文章纵论从建安到晋的文学，除了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外，主要谈论的就是嵇康、阮籍，几乎占了全文内容的一半以上。鲁迅称赞嵇阮，“脾气都很大”；为他们所谓“毁坏礼教”的罪名辨析，认为正是由司马氏以礼教“自利”，嵇阮看不惯，“激而变成”反礼教的；佩服“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反复讲，嵇康被杀，阮籍溺酒，都是司马氏恐怖统治的结果；对那些自命风流，只会空谈和饮酒而不能像嵇阮那样作文章的追名逐利之徒喝斥鄙弃。其中对嵇阮的论说，其材料虽多取自《晋书》但鲁迅对他们的熟稔、理解，亲近却是明显的。他们刚肠嫉恶的性格，“师心”“使气”的诗文风格，处乱世不折节，临危难不屈服的人格等等，鲁迅都作了极精彩的论述，正如曹聚仁所说，鲁迅“是千百年后嵇康，阮籍的知己。”〔1〕这篇文章，在学术上， 是对魏晋文学的生动阐说，表现了渊博的国学根柢；在政治上，“盖实有慨而言”〔2〕用智慧将嵇阮遭遇及人格锻炼成掷向黑暗统治的无形投枪； 在心理上，全文贯注主体情感，字里行间流露出鲁迅对嵇阮的激赏与倾慕。 另外，1925—1929年，1933年1935年鲁迅分别在《两地书》《书信》《且介亭杂文二集》《集外集》等的若干文章中多次提及嵇阮，或作为人生境遇的引证，或作为经典推荐阅读。有的目的在于学术，有的则用来知人论事。这些文章，跨时10多年，涉及的范围有文学、时事、伦理及学术、版本等，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能说明鲁迅与嵇阮的关系非同一般。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创作上对魏晋文学、嵇阮风格的借鉴与继承。嵇阮为主要代表的魏晋文章的风格，“总括起来”，说是“清峻、通脱”，“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3〕。鲁迅杂文博采中西散文营养，英国随笔的幽默和雍容， 德国尼采格言的睿智和精辟，日本小品的征引和凝炼，以及俄国屠格湟夫散文诗的抒情和隽雅，但，毫无疑问，更多是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先秦诸子的雄辩，唐末小品的愤激，明末小品的放达，而最重要的就是魏晋文章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就是通脱、随便。“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鲁迅杂文内容上不拘话题，表达上不拘形式，随机、随意。或由远而近，纵论古今政治与人性（《灯下漫笔》），或短兵相接，直指现世当权者（《“友帮惊诧”论》）；或三言二语、从容诙谐（《二丑艺术》），或长篇大论、沉著严肃（《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点对照《嵇康集》就很清楚，嵇的文集中有论、答、书、序、录及诫等，文章的体式、剪裁、篇幅、修辞、用语都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其次，析理严密。鲁迅杂文在任意“闲谈”、看似不经意的表达中都暗织着严密的逻辑，从容平实的外表内有着置敌于死地的寸铁，不容置疑的推理。所谓‘师爷笔法”、“老吏断狱”，就是推理严密、判断犀利，深思熟虑、别具眼力，就是“察见渊鱼”“智料隐匿”，而这一方面，正是嵇阮文章的长处，前人早有论述，“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蚕，无不尽之意”，“析理绵密，亦为汉所未有”〔4〕。另外， 与“严明”的逻辑事理相连，就是“简约”。鲁迅深得魏晋文章“简约”的神髓，他的杂文，“造语曲折”，精炼含蓄，出语“简练”，篇幅短小，有时由于包容过多，寄托过深，鲁迅自己认为甚至“流于晦涩”〔5〕第四，长于讽刺，好用反语；善于譬喻，形象地表达思想判断；常援古论今，引用对方的话来举例反驳，这都是鲁迅杂文众所周知的特点。王瑶先生指出：“这些特点在魏晋文章中是相当普遍的”，特别“在嵇康论文中”“是非常显著的”。嵇康和别人辩难的文章，“说理透辟，层次井然，富有逻辑性”，并且“又多半是通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篇》）的方式”；“而且富于诗的气氛”，多用“譬喻”，例如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6〕。第五，鲁迅小说、 散文创作中的“嵇阮心理积淀”。由于鲁迅对嵇阮烂熟于心，他们的遭遇、为人、言谈举止、形象声态成为一种感受深刻的情绪记忆、形象记忆，存留在鲁迅心里，时时地发酵，影响他作品的各方面。在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和散文《范爱农》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感到嵇康、阮籍的影子：魏连殳的倨傲与异样，给母送葬时的“长嚎”；对人生的锥心的疼痛和寂寞；至死还含着的“冰冷的微笑”；吕纬甫后来的消沉颓唐、“敷敷衍衍”；范爱农“眼球的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藐视”，行事“离奇”，说话“冷”等等，如果和《晋书》中的《阮籍传》《嵇康传》的记述联系起来，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在今人身上下意识地写进了古人的英魂。嵇阮不羁的气息、郁痛的遭遇与心曲又在今人的身上闪射吐露出来了。更值得强调的是，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上述魏连殳、吕纬甫、范爱农以至N先生的气质、作为、 谈吐又极似鲁迅本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鲁迅自己的经历”〔7〕， 这样联系起来，嵇康阮籍——魏连殳、范爱农、吕纬甫、N 先生——鲁迅；古人——文学作品中的今人——鲁迅；历史、文学、现实的人物跨时空地聚集在我们眼前与脑际，混成一片，融合叠印。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在“嵇阮式人物”这一特定类型上强烈、鲜明凸现出来了。在意识深处，鲁迅通过文学在嵇阮身上找到自己；在意识表层，鲁迅通过魏、范、吕、N等文学形象表现自己， 鲁迅与中国历代不屈知识分子融为一体，同着命运，共着呼吸，鲁迅与嵇阮的共鸣，贯穿着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岁月中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挣扎的长鸣与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