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研究阿Q典型的重要论著 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杰作《阿Q正传》问世已经70多年了。 它的主人公阿Q究竟是什么典型，一直为人们所热切关注， 中国以至外国不少学人都作了苦心研究，抗战时期可算是第一个高峰；而桂林，可说是鲁迅研究、特别阿Q典型问题研究的中心。当时发表了许多研究阿Q典型的重要论著，其中计有艾芜的论文《阿Q 和关羽——两种典型人物的创造》、《论阿Q》；邵荃麟的论文《也谈阿Q》、《关于〈阿Q正传〉》、 《阿Q的死》；冯雪峰的文艺评论集《鲁迅论及其他》； 路沙选编出版的《论〈阿Q正传〉》，收入艾芜、张天翼、立波、冶秋、许钦文、 荃麟等人的研究论文；欧阳凡海出版的《鲁迅的书》中的专题研究《产生〈阿Q正传〉时的鲁迅》、《鲁迅的创作怎样发展到〈阿Q正传〉》、《〈阿Q正传〉》；侯外庐的论文《阿Q的年代问题》；等等。这些论著对阿Q的典型提出了许多重要看法，过了50多年后的今天去回顾它们， 不但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它们的历史贡献，而且将会给我们予继续探讨这个至今仍然意见纷纭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的很大启发。 邵荃麟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说的贡献和局限——陈涌的阿Q典型论的突破 对于阿Q是什么典型的问题， 抗战时期的桂林（俗称桂林文化城）的主导看法之一，是“阿Q是现代中国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 这是邵荃麟提的。类似的看法，有张天翼提出的阿Q 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乡下打流汉子”，欧阳凡海说过阿Q 是“带有农村无产者性的”“中国农民”；抗战之前，周扬也已说过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1〕，胡风更具体地说过阿Q “是落后的带浮浪人性的贫农底共同性格被个性化了的典型。”〔2〕但是邵荃麟提出这个看法仍有其在阿Q典型问题研究史上不可代替的诸多突出贡献：第一、他是我国强调阿Q 典型的阶级属性的第一人。他在《也谈阿Q 》一文中说得很好：“我们如果不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性，阿Q和阿Q 所代表的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Q 主义对这个阶层所具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会把阿Q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 而把典型的阶层本质忽略了，这样就会和另一种对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这段话除了对于正确理解阿Q 这个人物典型具有指导意义，还对建设我国科学的典型理论作了贡献——即分析典型决不能忽略“典型的阶层本质”。第二、这一看法是根据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理论作出的，而又对自己的论断作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阿Q是现代中国的”？ 邵荃麟具体地论述了其原因即“阿Q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中国历史时代的一个产物”。为什么阿Q是“浮浪性农民的典型”？ 邵荃麟接着又分析了“浮浪性的农民阶层所具有的特征”。第三、邵荃麟认为“阿Q是现代中国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而又不否定阿Q是“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他只反对“把阿Q 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甚至还认为“阿Q这样的人物和阿Q主义这种特征，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各国和阿Q同样阶层中间也有，这犹诸乞乞科夫、 罗亭这种人物，不仅在俄国有，在中国也有”，所以，“超越了民族的界限”、“阿Q是世界的”。可见，邵荃麟论阿Q典型的阶级性并没有同民族性和世界性对立起来，这是远比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不少研究者高明之处，是十分难得的。但是，邵荃麟的阿Q 典型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他使用的“现代”一词似乎不如周扬等人用的“辛亥革命前后”来得准确。其二，说“浮浪性贫农”似乎还不很恰切。我认为确定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是什么典型，必须从作家的创作意图，作品所展示这个人物的全部思想行为，主要性格及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社会关系、经济政治地位等各方面来考虑。阿Q 的阶层和个性特征似乎说“愚弱的雇农”较为切合。因为“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最困苦的贫农也只是“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3〕，而阿Q却是“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4〕，是典型的无固定职业、 以打零工为生的“雇农”。阿Q的性格是很复杂的，“概括起来说，一方面是落后、 无知、麻木、精神胜利法以及各种坏习气；一方面是质朴、不安分、要求反抗，在革命思潮中他身上的反抗意识有所增长，但始终没有真正觉醒。”〔5〕然而上述两方面，前者不言而喻的是“愚”， 即使后者也无不渗透了“愚”的因素，以有个老头子赞扬阿Q “真能做”他表现出“很喜欢”那件事来说，他不矫饰，可以说是质朴，但也可说是“愚蠢”，因为老头子的话谁也摸不着是真心还是讥笑。至于阿Q 的要求反抗和要求革命等等，无疑是值得同情与肯定的，但也都带有许多盲目性，不是理智的行为，严格说来又仍然归属于“愚”。阿Q 在政治上最受压迫——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孤立一人，没有半个亲友；在经济上被剥削得只剩一条万万脱不得的旧裤子，经常挨饿；在文化上受到封建思想最严重的毒害；在体力上瘦弱得连他最看不起的小D也打不赢； 所有这些全都说明他的“弱”。由此看来，就我们今天的认识应当说，阿Q 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愚弱雇农的典型。末后还要提到邵荃麟的阿Q 典型论的另一个局限，他虽然说阿Q的典型“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在世界各国也有，但又特别标明“和阿Q同样阶层中间”，“更明确的说， 是具有那些被压迫的最底层，而又缺乏坚决反抗的意识与组织能力底浮浪性贫农阶层”也有阿Q这样的人物。这就是说，阿Q的典型虽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但却不能超越“被压迫在最底层”的该阶层的“界限”。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阿Q 这个典型自然首先是他所属阶层的代表，但他又是超阶级的，即压迫阶级和压迫者当处于没落时期或遭受到覆灭性打击的时候，其中有些人只要也粉饰掩盖自己的失败而自欺欺人等等，他们便也是典型的阿Q。邵荃麟的阿Q典型论尽管有些局限性，但是其正确的东西显然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在阿Q研究领域中足足领先了40 年，到1981年6月《鲁迅研究》第三期上陈涌同志发表的长篇论文《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突破。他指出：“典型人物总是阶级的”，“作为文学上的具体人物，阿Q是属于特定的阶级的， 他作为一个雇农，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的无产者，但阿Q 身上最突出的典型特点，阿Q精神，却不是一个阶级独有的现象。 ”因为“典型性不等于个别阶级的阶级性，典型性和阶级性不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典型性和阶级性比较起来，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作为阿Q 这个人物形象的最突出的典型性——阿Q精神， “它并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的直接反映，……它着重表现的是一定的私有阶级的人在遭受打击以至覆灭的命运的一种精神现象或者性格特点。”“它比个别阶级的特性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不只是属于个别阶级的，而超出个别阶级局限的更普遍的意义。”这就冲破了从40年代以来所加给阿Q 典型性的“阶级”、“阶层”的“界限”。当然也仍然存在某些局限。 艾芜等人的“综合说”——冯雪峰的“寄植说”、“集合体说”——何其芳的“共名说”——张梦阳的“精神典型说” 桂林文化城对阿Q典型问题的另一种主导看法为：“阿Q是综合中国国民精神方面的毛病写成的，而其中最大的毛病，则是精神胜利这一点。”这是艾芜在《论阿Q》中提出的。持类似看法的还有不少人， 例如许钦文在《漫谈阿Q》中说：“鲁迅写《阿Q正传》的动机，是要把各种劣根性都归到阿Q一个人的身上去。”张天翼在《论〈阿Q正传〉》中说：“同是被人欺压的弱小者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型。有的站得起来，而自强不息……而有的则挣扎不出人家在他头上所箍着的箍子。等等。”“而阿Q——就是属于那被压迫而又无力挣扎， 只好伏在那箍子里的那一类。”“阿Q代表了千千万万的人物，——他们各人所含有的阿Q灵魂的原子，是有的含得多，有的含得少。”“于是艺术家发掘了他们的灵魂，把那里所含有的阿Q灵魂原子抽出来，创造了一个完全的阿Q性的阿Q，最阿Q的阿Q。”周立波在《谈阿Q》中则说，阿Q “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丑陋和苦难所构成的一种奇特的精神现象的拟人化”。这种种说法语言表达存在差异，实质却基本相同——即认为阿Q 这个典型是中国人精神毛病（主要是精神胜利法）的综合。这一主导看法至今仍被批评为“不是对文学典型的正确看法”，其实却是一个未成形的胚胎，有强大生命力的，在阿Q 典型问题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它们是一个源头，虽然只是涓涓细流，然而却一直发展着。1951年10月冯雪峰发表的《论〈阿Q正传〉》就是一个显著发展。 冯雪峰说阿Q“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 “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 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 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对比上述艾芜、许钦文、张天翼、周立波等人的提法，冯雪峰的论述是更系统更概括了，但从“精神方面”、“国民劣根性”等着眼是一致的，甚至于用词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艾芜使用“综合”，冯雪峰则用了“集合”；许钦文说鲁迅“把各种劣根性都归到阿Q一个人的身上”，冯雪峰则说阿Q“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周立波说阿Q是“一种奇特的精神现象的拟人化”， 冯雪峰则说阿Q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等等。因此， 我认为有理由这样说，冯雪峰的《论〈阿Q 正传〉》中的上述观点就是对艾芜等人的阿Q典型问题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发展，自然也仍不完满。1956年10 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其芳的《论阿Q》，这是一篇高质量、对阿Q以至典型问题等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共名说”，即认为文学作品中有的典型人物的名字，往往成了这个人物的某种突出性格特点的“共名”，堂·诘诃德成了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 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他认为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可以在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他在十年“文革”中被剥夺了写作权，但他的“共名说”观点仍然坚持。何其芳的“共名说”在阿Q典型问题研究历史长河中已经大大推向前进了， 但我认为他同艾芜等人说阿Q这个典型是中国人的精神毛病的综合， “而其中最大的毛病，则是精神胜利法这一点”，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