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全面论述钱钟书短篇小说创作艺术，认为：钱先生的短篇创作于40年代中期，跨越时空，历久不衰。小说描写了当时年代的人、兽、鬼、神，尤其是风采独具地刻划了中国知识分子，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其主要特色是心理描写细腻、深刻，在特定的情境中刻划人物的不同心态，通过梦境来表现人物的意愿，折射人物心灵复杂变化的历程，采用对人物外部情态和行动的具体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奥秘，讽刺更是小说极其重要的审美特征，具有相当的广度、力度、密度和机智的风格。小说语言纯净、灵动、富丽，融汇贯通，自铸新词。 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创作于40年代中期的《人·兽·鬼》，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来，这本短篇小说集在“兵火仓黄”中得以保存下来并重新出版，这使读者感到极大的快慰和满足。它穿过骤雨和狂风，拂去历史的尘埃，至今依然光彩夺目。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对世态人情深微的洞察力和锐利的穿透力，从而去探求文艺作品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一 《人·兽·鬼》收有《上帝的梦》、《猫》、《灵感》和《纪念》等四个短篇。在这本集子里，作者描画了那个时代的人、兽、鬼、神。所写之“神”——上帝，乃归入“魔鬼”一类，因为“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魔鬼也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他们不过“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两种名称”而已（引自《上帝的梦》。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小说集）。这些“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兽也罢，鬼也罢，实际上又都是“人”的化身，作者并“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统治者，所谓“上等人物”；一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特殊的阶层。 《上帝的梦》化用《圣经》中所记的上帝创世的故事，描写了一个骄纵、狂妄、自私、虚荣、孤独、唯我独尊、滥使权力、残忍狠毒的上帝形象。当他被天演的力量创化出来以后，只是从自身出发，感到周围空虚而又寂静。当他认为这寂静和恐惧是黑暗孵庇时，他便从此憎恨黑暗，索性要把黑暗全部驱除。果然一会儿出了太阳，他便觉得这是听命于他的吩咐。但接着他的眼睛给日光射花，便又心想不要它，于是闭上了眼睛，“去掉光明”；当他张天眼睛，又瞧见了太阳和山水时，他便认为：“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于是自鸣得意，哈哈大笑。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和私欲，减少自己的孤独和空虚，他忽然想到需要一个伴侣，他考虑了这个伴侣应该具有的三个条件：要对自己了解；无休止地、不分皂白地颂赞自己；要对自己忠实而又虔诚。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于是想入非非，沉入梦境。在梦中，他造出了一个男人，又造出了一个女人。一方面他沾沾自喜于自己造人的权力和本领，“佩服自己艺术的精妙”，另一方面又诧异女人对他是敬而远之，反和那男人亲密，于是心上“老是不自在”，“愈想愈气”，随后便想出了“妙法”来治一治这对男女：先是运用“恐怖政策”，继而采用“消耗策略”，结果，男女两人一同病死，上帝自己也只好孤独地度着那难以消遣的光阴。上帝虽然不可一世，妄图主宰一切，来统治这个世界，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事物的发展不以上帝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必须指出，作品中描写的一对男女，他们是一对在独裁者统治下的牺牲品。他们曾用锐利的目光，一下子看破了上帝的真相：只是“万恶的魔鬼”，但他们为了满足私欲，也曾对上帝贿赂、媚笑、求情讨好，女人要求上帝再造一个男人，男人要求上帝再造一个女人，作品剖析了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揭示了这种人性的弱点。 小说集中描写的另一类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形象，作家擅长描写这类形象，且特别擅长描写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形象，刻划他们丰富、复杂、细腻的心态，表现他们自身存在的缺点和弱点。 《猫》中作者描绘了一组在国难当头、乱离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群象。作品通过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让他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登场：这里有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的“政论家”马用中；有提倡清客作风的袁友春；有象向日葵那样亲日的陆伯麟；有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的科学家郑须溪；有宣称“发见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的发见新大陆”的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有“什么事都干过”，现在是名气颇大的曹世昌；有对人生傲睨、议论高不可攀的傅聚卿；还有家有遗产、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在法国学过画的陈侠君，以及雇佣私人秘书为自己著书立说，用以立身扬名的李建侯和受过美国式教育，能象变戏法那样操纵许多男人的李太太……这些人物，性格各别，而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一组40年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吞并中国，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聚集在李太太的“家庭俱乐部”中，喝着新鲜的牛奶，品着香喷喷的茶，吃着精美可口的点心，高谈阔论，谈战争，谈女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自然，也不乏某些识见，也多少表现了他们对紧张时局的关心，有的慷慨陈词，甚至主张“干脆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但如果要他们上前线去打仗，他们却只得承认自己是“儒夫”：“我不肯”、“我不能”、“我不敢”。这是一群具有“猫”的心理，主张打仗而又不能打仗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远离实际的斗争生活，躲在雅静的沙龙里，高谈清议，别无作为。诚如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的那样：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都是容易办到的，但是一接触到实际，那就要撞碎了。坐在客厅里谈谈，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他们并不想到实行的[2]。他们正是这样一群清谈于沙龙，荀安于乱世的清客， 一群在激流岸边的观潮者。在作品中，作者不仅批评了他们这种在国难当头时的清客作风，或沉湎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圈子”中的精神空虚，对绅士、贵族化生活的追求，同时揭示出他们这种思想性格、精神状况形成的根源：他们在经济上都还比较优裕，都还没有到无米下锅的发愁地步，所以他们才能在客厅里那么雅致、从容不迫和文质彬彬；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是留日、留美、留德、留英、留法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画家，论资历，学业高深，论地位，名满文坛，是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撞击下形成他们独特性格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他们与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劳苦大众，下层知识分子不同，因而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性；由于他们的文化教养和远离实际斗争生活，所以他们只能在口头上高谈阔论，最后一事无成。他们不是在动荡年代里与劳苦大众一起战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力军，而是旁观者、观潮派。钱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笔力，刻划了这一群，它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