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可是，当代杂文发展却几经兴衰起落，在艰难摸索中跋涉前进。 一 建国初期，各种文体充满生机，新作叠出，唯独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却处于一种停滞与徘徊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杂文沉寂状况的是上海的杂文家黄裳，他在1950年4月4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最重要而有效的武器。这样，在文艺工作者当中，自然会记起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来。”然而，解放以后却是“杂文的沉默”，因此，他主张“复兴杂文”〔1〕。 但是，黄裳真诚的呼吁并没有带来杂文的复兴。相反地，许多人视写杂文为畏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据当时主持《人民日报》副刊工作的林淡秋认为：“究其原因，据我看来，大概跟一些不正确、不全面的想法、说法有关。杂文非文学正宗，进不了高尚的文学楼台的说法，早经鲁迅先生等一再批判过了，但至今仍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影响。而更有影响的说法是：杂文多‘刺’，只适用于对敌斗争，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批评。这种说法透露了两个问题：一是抹杀了杂文的多样性，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有‘刺’的短评；二是笼统地否定了讽刺在新社会的积极作用，把讽刺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不把恰当的讽刺也看作一种有力的批评。就在这样那样的影响之下，报刊编辑部仿佛觉得没有积极提倡杂文的必要，即使喜欢写杂文的作者自然也提不起写杂文的劲儿了。”〔2〕 因此，建国初期聂绀弩和夏衍的杂文创作，在寂寞的杂坛上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他们所写杂文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讴歌与挥斥”，除旧布新，激浊扬清。他们歌颂新社会、新时代、新气象，为新生事物摇旗呐喊。同时针对社会谣言盛行，人们思想混乱的现象，以杂文为武器，批驳国内外敌人对新中国的诬蔑。 聂绀弩是现代著名的杂文作家，夏衍誉之为“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胡乔木也认为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1948年3月，聂绀弩由党组织安排赴港工作，1950 年就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1年3月返回大陆任职。 建国前后三年他在香港撰写了大量杂文，名重一时，被称为当时香港最红的作家。这些杂文收在《天亮了》、《二鸦杂文》、《血书》、《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等集子里。当时《文汇报》总编辑刘火子为《寸磔纸老虎》作序时指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的脉搏是和这伟大的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一幅由许多新闻构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图呈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感情融汇在它里面，他为它的光明面而喜悦，而兴奋，而鼓舞！同时也在它的黑暗角落看到了小鬼们作最后挣扎的凶蛮、疯狂而又可怜的形相，表示了他的鄙视、轻视和蔑视！”聂绀弩的杂文正是在这种爱与恨的交织下写出来的。 一方面，聂绀弩热情讴歌新中国的诞生，欢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论“中国之大患”》一文，形象而又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大患并不是什么“贫、愚、弱、乱”，而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救治贫愚弱乱，不是从直接救治那些现象开始，而是必须连根拔去那些现象的根基，即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者文章最后深情地喊出：“新中国是我们的！”《关于伍修权将军》则从新中国派出的代表伍修权将军在联合国大会上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它的罪行”，看出了世事的变化，看到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针对钱穆、傅斯年、张国兴之流对新中国的种种诽谤，聂绀弩在《论钱穆的“借箸一筹”》、《傅斯年与阶级斗争》、《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由一篇“社论”引起的》等一系列杂文中，予以尖刻犀利、痛快淋漓的驳斥与反击，他的这些杂文嬉笑怒骂，纵横捭阖，横扫千军。当时与聂绀弩同在香港的画家黄永玉事后回忆：“那时候的香港有如‘蒙特卡罗’和‘卡萨布兰卡’那种地方，既是销金窟，又是政治的赌场。解放后从大陆逃到香港过日子的，都不是碌碌之辈，不安分的就还要发表反共文章。绀弩那时候的文艺生活可谓之浓稠之至，砍了这个又捅那个，真正是‘挥斥方遒’的境界。文章之宏伟，辞锋之犀利，大义凛然，所向披靡，我是亲闻那时的反动派偃兵息鼓、鸦雀无声的盛景的。”〔3〕 夏衍与聂绀弩在40年代曾是“野草”杂文流派的战友，解放初期他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在繁忙紧张工作之余，夏衍应著名报人赵超构之约，并经陈毅同意，于1949年8月至1950年9月，在《新民报·晚刊》上开辟了“灯下闲话”杂文专栏，以各种笔名发表了100余篇杂文。 夏衍说，“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4〕 建国初期，上海的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猖獗。夏衍在《刮目相看》一文中，以确凿的事实历数上海在解放四个月以后的重大成就，回击了敌人的诬蔑：“三个月前，我们听见过‘不出三个月内，上海经济总崩溃’的谣言，如今这一谣言和‘蒋介石回上海过中秋’谣言的下场一样，昔日要看人民政府笑话的，今日被当作笑话来说，六月债，还得快。”在《给远行者》中，某些工商业者经不住当时困难的考验而去国的消息使作者为之惘然、沉思，然而，他对这些人还是满怀期待：“明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恐怕就是铩羽知还的日子了。会回来的，当他遭受更大的失意与落拓时，就是彻底觉悟的时候。”而在《新生的力量》、《老板，你错了》、《最大的光荣》等杂文中，作者从电厂工人丢着家里的火灾不救，先来救厂，失业工人自带干粮义务劳动，工会组织纠察队冒着风雨寒宵巡逻护厂，一个司机的建议替公交公司在一条路线上增加了每天320万元的收入等事例， 说明上海的工人阶级百炼成钢，已经成了钢铁的巨人，他们镇定、刚强、热烈、勤恳地保护着上海这个人民城市的生产事业。这些从正面推崇新人新风的杂文，鼓舞着百废待兴的人们克服困难去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前景。正当夏衍凌云健笔意纵横之时，却有人讲怪话了，“有的说我贪稿费，有的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上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5〕于是，作者就主动收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