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和提出的价值 宋词对唐诗的化用，是一个曾引起古今文人重视的话题。宋代是笔记和诗话这种中国特有文体高度繁盛的时代，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触及了这一文学现象。尤其是魏庆之《诗人玉屑》和吴曾《能改斋漫录》二书，为突出这一现象各列了专卷，或详析为“沿袭”“夺胎换骨”“点化”三类，或概括为“沿袭”，显然这里面有一层隐蔽的历史缘由要指明，即诗词间的化用能引起宋世文人的普遍的、高度的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文学现象存在的广泛性，否则文本实践的偶然性与文本批评的普遍性是无法吻合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当代出版了许多的宋词选集、别集，其中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和钟振振《东山词校注》是很受人重视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力作。它们的共同特色是很注意对宋词所点化前代词、特别是所点化唐诗诗句的勾稽，用笺注的方法，通过简述其命意和比较其长短，往往是一钟见血地阐明了艺术的真谛和壶奥。 但由于所用笺释方法的限制，古今学者们只能是扼要地指出了这种化用现象的普遍性存在，而无法论列这种化用的种类，论析这化用衍变的过程，论辨这化用的成因，论述这化用的文化意蕴。而论说其种类、过程、成因和文化意蕴，不仅是对化用现象的必要深入，是对化用现象的本质性思考，还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深层文化观照和多层次审美意蕴研讨，是对化用现象的符合历史逻辑方法的必须深入，可见这种探讨是在必要基础上的必须的双重深入。这是本文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之一。 宋词崛起于唐诗之后，成为中国古代韵文领域里又一重镇。关于唐诗与宋词各自的抒情特质及其差异，人们已经论述得十分详尽了；但是关于宋词和唐诗间的渊薮关系，人们的论辩则相对显得很单薄，而且较多的是停留在词起源于诗之绝句这一成说上而已。笔者以为，这种渊薮关系还鲜明地体现在宋词对唐诗的化用上。这种化用不仅是意象上的，也有意境上的，还有意蕴上的。对这种种的化用作一番分门别类的切实研讨，将有助于人们自总体上把握诗词的嬗变规律，从诗词一脉（如所谓都以抒情为特质，以表现为手段）和诗词异貌（如所谓诗庄词媚、诗之境阔，词之境狭）两大视角，审视中国韵体文学在鼎盛时期所表现出的种种复杂的文化意蕴，加深人们对中国诗词特质的认识。这是本文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之二。 更富于启发意味的，从宋词和宋诗的比较来考察它们对唐代诗歌的意态。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全盛时期的产物，宋人为了跨越前朝，独标一格，而以议论为诗，用哲理入诗，表现出很强烈的刻意求新、勇超前人的时尚；宋词则与宋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尊奉唐诗的特色，这不仅体现为宋词对唐诗从意象到意境直至意蕴的化用上，而且在描述的重在传神、在抒情的重在真挚等审美趣味上，也体现出诸多相袭、相似的特征。宋词的这种长于因袭和宋诗的那种精于创新之间，构成了令人深思的对比。而且这种对比在深入一层的思考下呈一种戏剧性：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词之于宋世，可谓是新体，创作倾向上却体现为遽喜规摹前代；诗之于宋世，当谓之旧体沿用，于创作动机上却呈现为创新。如此相异的创作意态却非常真实地统一在宋人的构思模式之中，其个中缘由的揭示必然触及宋世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文人的文化心态，其结果必将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探源与溯流相并重。这是本文提出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之三。 二、化用的生衍和生衍的特征 对唐诗的意境、意象加以点化，并不始于宋词，而是导源于五代词。为了便于在比照中更深入地揭示宋词对唐诗化用的诸层次文化意蕴，我们还是从五代词谈起。 五代词对唐诗的化用主要表现为沿袭晚唐诗的流行意象——美酒、美女，以表现文士“类”的狂欢。 小李杜是晚唐开宗立派，于后世最有影响的巨擘。清代冯氏父子分别为二人诗集作注。于李商隐诗，冯浩有两条扼要而中肯的概括：一为“晚唐人赋物多为艳体”[①a]，一为“义山身世之感，多托仙情艳语出之”[②a]。咏物的雅兴、忧生的感慨，本与“艳体”、“艳语”无涉，却仍要假之而不旁骛，其嗜艳成习的审美情趣不可谓不鲜明。然而这毕竟是文论家的观感，若再检阅他们的诗集，便分明地印证了这种观感的不谬。以杜牧为例： 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携。 ——《茶山下作》 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并州道中》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遣怀》 不识长杨事北胡，且教红袖醉来扶。 ——《寄杜子二首》 美酒、美人，形影相随，以此自骄，还以此骄人。孟浪之姿、放浪之骸，有了魏晋风度的放诞，却少了两汉醇儒的雅正。 我们所以称之为“类”，有两个涵义，一是反映到词作中，沿袭晚唐诗把美酒、美人写入词里，不是少数的五代词人，而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性；二是体现在社会中，醉心于这种强烈感官刺激的，原本是远承魏晋任诞的余绪，可后来竟激衍成一种社会风气。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与五代社会颠倒的价值观相融合，不仅寻欢，还要狂欢，更要尽欢： 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 ——牛峤《菩萨蛮》（七） 惜韶光，断肠，为花须尽狂。 ——顾敻《河传》（二） 晚来轻步出闺房，髻慢钗横无力，纵猖狂。 ——毛熙震《南歌子》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李煜《乌夜啼》 再以五代词人中的冯延巳为例。他一向以词风的疏朗见称，然而即便是冯词，其中直接以酒为意象的词作就有14首，占他现存词作的百分之十二；其露骨地以“纤腰”“雪肌”“云雨”“鸾衾”等艳语入词就更多了。其它暗示美酒醉人、美女醉心的词作也不在少数。 验之以词如上述，若再验之以绘画仍是这般。“五代时期的人物画创作中，直接描绘贵族生活的题材占有很大比重。……表现他们豪华享乐的生活或贵妇人的生活情态。”[①b] 需要指出的是，五代词中是充斥了艳语，但又非只是艳语。也间及清新场景的描摹，如尹鹗《拨棹子》中也有“帘幕外，月华如水”这样清雅的月夜，但接下来便是“特定向，宝帐颠狂不肯睡”的艳情。本可借此屋外的清新月色一展蔑视尘俗、高雅超凡的孤高襟怀，却偏偏热衷于低俗的感官享乐。那皎洁如水的月华所引发的既不是这之前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宇宙意识，也不是这之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人生哲思，而是向晚唐诗的红颜行乐、醉里寻欢的人生意旨复归。而且比晚唐更露骨、更无所顾忌。五代词中表现出的向晚唐诗追求感官刺激和享乐意识的人生文化复归的总体趋势，不仅仅是由于晚唐处于衰世、五代处于乱世而同气相求，如古人通论所云：乱世之音哀以淫；还由于五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彻底丧失。如果说这种丧失是以中唐白居易自觉的人格分裂（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标志、为发端的话，那么经晚唐以杜牧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的放浪形骸，至此五代则愈发不可收拾。这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更是那个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深刻悲剧。因为彻底放弃人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传统中以强化、强调人生责任为标志的文化传统相背离，也就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同构的失败，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被遗弃，尽管这种遗弃是一时的。悲剧的深刻性在于所遗弃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于此，冯道其人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以历四代、奉十朝元老重臣之身份却“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新五代史·冯道传》）。冯氏代表了一种社会倾向，这种倾向丧失的不仅仅是是非观念，还有比这是非观念更为弥足珍贵的，即做为人的道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