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赋原是以“古诗之流”的身份出现的，作为《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它不仅有“颂美”的功能，还兼具着“讽谕”的意图，但由于汉赋采用“谲谏”的方式，通过“推而隆之”，由极见反的归谬法来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更由于汉赋创作中必然的“尚美”倾向的冲击，其讽谕的意图进一步消隐下去，而只表现出“逞辞”、“媚谀”的面貌来。 关键词：讽谕 美刺 谲谏 推而隆之 尚美 隐没 一、汉赋本具“美刺”的双重使命，讽谕是其题旨应具之因素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卓荦独立于两汉的无疑是汉赋，钟嵘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正说明了汉赋的独盛。但汉初的赋作不过是承屈宋骚体之余绪，直到枚乘、司马相如的出来，真正意义上的汉赋——大赋才产生。对这些宏章丽辞的篇什，班固在《两都赋序》谓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指明了它们既可“通讽谕”，又能“宣上德”，从而具有“讽谕”和“颂美”两方面的功能。但后人，尤其是近世以来的学者，多只看到汉赋“颂美”的一面，以为它是奉命的文学，是以谀媚颂德为目的的。其实，汉赋自产生之时便具有“美”与“刺”的双重使命，“讽谕”是其题旨应具之因素。 首先，汉代的文学思想决定了汉赋应有“讽谕”的意图。汉继秦火燔书之后，其文化的重建是建立在对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的经典的整理、阐释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又尤以《诗经》最为重要，汉儒在对其不断的研究、阐述中逐渐形成了“诗教”理论，它至《毛诗序》而臻于成熟。“诗教”理论的核心在《毛诗序》中鲜明地表露出来：“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在此实指感家国兴衰而生之心绪），“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强调的是诗歌的功利教化作用，这把先秦以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用的主张推到了极致，以至于“汉儒言诗，不外美刺两端”（程廷祚《青溪集·论诗十三·再论刺诗》），说诗无往而不关教化。不仅如此，是否具有“美刺”功能，还成为汉儒评价《诗经》以外一切典籍和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汉赋也正成形于儒术独尊，“美刺”思想主宰文学之时，它以“古诗之流”自任（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赋自诗出”），固然有其攀附正统之意，而也表明了要承传《诗经》“美刺”精神的雄心。而“美刺”为何？《毛诗序》释“风”、“颂”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明白地说，刺是“下以风刺上”即“讽谕”，“美”是“美盛德之形容”之美，即“颂美”。 而汉赋家们也是自觉地以“讽谕”为目的来进行创作的。如扬雄“奏《甘泉赋》以风”（《甘泉赋序》），“上《河东赋》以劝”（《河东赋》），“聊因校猎赋以风”（《羽猎赋序》）；班固《两都赋序》指出汉赋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目的，其作《两都赋》是为了“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令之法度”，表白自己对迁都的看法及守法度戒侈靡的政治见解；王褒在《洞箫赋》中述乐声之化人而赞其“感阴阳之龢，而化风俗之伦”……这些都明显地表述了作赋目的。而又有一些汉赋，虽未明说是为了讽谕，但一些史乘记载点明了它们的讽谕意图。如司马相如的三篇骚赋，据《史记》、《汉书》的本传，《哀二世赋》是从武帝过宜春宫时所献，赋中哀叹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是对武帝的很好鉴戒；《大人赋》是他针对武帝的好神仙而进献的，扬雄说“往时武帝的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自序传》），指出了他的讽谕的意图。由骚赋的创作也可反证相如大赋创作的严肃性，司马迁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有其原因的。再如《后汉书·傅毅传》载：“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如所言确实的话，则许多类似题材的赋作中，或许有的也隐藏着讽谕的意图。 汉赋的讽谕意图在赋作的格式中也可见出一端。《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曰：“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对赋的评价虽刻薄，却真实地勾勒出汉赋的格式来：先是极力铺陈夸饰，百般赞扬，是为“劝百”，最后再指出前面做法的弊处，进行讽谏，这是“讽一”，便是“曲终”所奏之“雅”，而正是它向我们昭示了汉赋的讽谕意图。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末尾假托天子之口说：“此大奢侈”，而以“解酒罢猎”、垦地为田，发仓救穷诸种施指改正侈靡之习，达到了“天下大悦，向风而听，随流而化，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的境界，这是从正面写戒奢侈、行德政的理想境地以召引欲德化尧舜的帝王；赋作还从反面写“终日驰骋”、“务在独乐”的劳民伤财，民遭尤而离心的危害——“非所以继嗣创业垂统”——对帝王进行告诫。观其意旨，与孟子见梁惠王而倡“仁政”几无二致，相如讽谕之心可见矣！ 再者，汉人（包括赋家）对赋的评论中也可看出汉赋确存讽谕的作用。《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具要归引之节俭，此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指出汉赋有“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两方面的功能，在《汉书·叙传》中又称相如赋“寓言淫丽，托风终始”；扬雄认为“赋者，将以风之”（《自序传》）而发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崔骃也说：“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七依》），蔡邕虽否定赋作，也称“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从以上引述可知汉人是把“讽谕”作为衡量汉赋价值的一个标准的，即使是持否定的态度，也不得不承认汉赋虽“劝百”，而毕竟有“讽一”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