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民间文艺的研究往往是纯文学的研究，脱离了它生存的特定环境，使这一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甚至出现困惑。最近几年来，民间文艺界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其特点是原始资料不断涌现，理论队伍迅速成长，各相邻学科的迅猛发展，也刺激了这门学科的竞争意识。把民间文艺放到文化大背景中去研究，正是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主张“民间文学要加强描写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刘锡诚先生主张“民间艺术要加强整体研究”，这都是根据民间文艺的特点而提出的科学研究方法。1989年贵州民族学院潘定智教授提出要创建“民间文学生态学”，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事业，现已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 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朝什么方向深入发展，不可能完全取决于该学科创始人最初的设想，也不可能由某一学术团体所能框定。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需要该学科解答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人类科学系统整体功能的升级和各学科之间“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又为各学科向前发展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环境。因此，建立民间文艺生态学是由民间文艺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决定的，也是该学科向前发展之必然。 民间文艺是活的文艺，它同其它一切活的生命现象一样，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它“好似树上的绿叶，海岸边的贝壳，把它从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采撷来，它就会枯萎，失掉原来的美”。因此，我们要想真正把握这些作品的实质，就必然“还它以它的生态”，将它放回自己最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找到其突破口。而民间文艺生态学，就是打开这个突破口的一把钥匙。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视听传播工具已经逐渐以难以阻挡的冲击波促进民间文学走向衰退，民间文艺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逐渐受到冷落。民间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大家成群结队在一起对歌、摆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少，加上老一辈著名歌手、故事家的相继去世，象《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这样的巨型史诗再也不可能产生，传统的民间神话、传说、民歌、童话等将面临衰落、失传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民间文学生态学，不仅能抢救出一些珍贵的民间文艺资料而且还可能创造出一些新的有利于民间文艺生存发展的民俗文化环境。这也就是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生态学的重大意义。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它（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人类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语言、法律等一切社会活动，只要将其中的一项当作主体来加以探讨，都存在着它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问题，在社会系统中，各学科之间是互为环境的。民间文艺生态系统包括民间文艺主体系统 和环境系统。环境系统分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系统，这两个环境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反馈、互相制约，协调发展。民间文艺主体系统既受环境系统的影响，又影响环境系统，它们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纵横立体交错的相互作用之中。 二、民间文艺与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对民间文艺的影响，很早就被人们所重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泳”。这些论述，说明了外界事物引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而思想感情的变化却是创造音乐舞蹈之源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较详细地分析了自然环境对诗情文思的影响。民间文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深刻。每一个民族的口头创作，一般都以该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为背景。首先，人们的劳动生活方式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由于某种地理环境上的特点形成的”，这种环境使得人类手脚分工，学会使用劳动工具，形成人类生活。人类的生产资料也是一样，有一定的草原和动物，才能有游牧的劳动方式；有一定的植物、土壤和气候条件，才能有农业的劳动方式；有森林资料，才能有林业等等。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一个民族生活栖息的自然环境，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景物，这些独特的景物就成为该民族特殊的审美对象，对该民族性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傣族为什么会以花草、动物、星月、风云、山水来比喻？”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傣族的祖先，生长在野外，以森林为家，以花草树叶为衣服，他们的眼见和感觉，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要是我们的祖先出世在无花无树的沙漠里，那么我们的歌，也一定是风沙之类的比喻。”我们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时，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藏族民间文学赞颂的是雪山、苍鹰和雄伟的山色，蒙古族歌唱的是草原、骏马和开阔的景象，苗族描绘的是竹叶、清水、枫木和优美的风光，傣族抒写的是茶花、孔雀、大象和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这些事物正是各族人民根据自己周围的自然景物，用自己的审美标准来观察、欣赏大自然后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它们不仅是该民族经常接触，喜闻乐见，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吉祥美好的象征。比如“竹子”就生长在苗族的清水江两岸，它不仅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而且常年挺拔，风吹不倒，雪压不弯，用它比喻阿莎的苗条身材，就使人立刻想到仰阿莎婷婷玉立的青春风韵；不仅给人以视象美，而且给人以想象美。在苗族古歌中，苗族人民用巨大的篇幅来歌颂枫木，描绘蝴蝶，其涵义也是深刻的。又比如傣族人民对金鹿、白象和孔雀的赞美，也有较深的含意。它不仅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具有美的属性，而且这些动物与傣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有某些渊源关系。比如大象，常年生活在傣族地区，它们不仅性情温和，体貌威武，是力量和壮美的标志，而且在傣族古代的农耕、战争和运输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傣族人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才在作品中创造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对金鹿的描绘也是如此，在傣族的传说中，傣族的祖先叭阿拉吾得到金鹿的引导才带领人们走出茫茫的森林，来到澜沧江边开田开土，建立家园，使傣族从狩猎转向定居。金鹿的这一成绩，傣族人民铭记在心，这种感情熔铸在民间文学中，就是把金鹿的形象用来象征社会生活中美好吉祥的事物。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一定社会的人正好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趣味，为什么他正好喜欢这些而非其它的对象，这就决定于周围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