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瓶梅》的特点，指出正是《金瓶梅》本文的复杂性造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歧见百出。同时，通过崇祯本批语与张竹坡批语的比较，分析了《金瓶梅》接受中的两种态度和方法。 关键词 《金瓶梅》 本文 接受美学 崇祯本 张竹坡 没有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比《金瓶梅》更显示出读者的重要。现存最早的万历“词话”本《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序中，就提到《金瓶梅》接受中可能存在的高低四个层次的读者心理和社会效果：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此后，《金瓶梅》诸评家如张竹坡、文龙等，无不重视小说的接受问题。近代，人们重新认识《金瓶梅》也是从接受角度着眼的。曼殊在《小说丛话》中称许《金瓶梅》时说： 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淫秽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1〕 可见，不同的接受态度及效果直接影响着对作品本质意义的把握。实际上，这也是《金瓶梅》研究至今聚讼纷纭的症结。1980年台北召开过一次国际汉学会议，中外学者谈论《金瓶梅》价值时，仍不约而同提到怎样看此书的问题。如芮效卫博士主张“应从头看到尾，不应片断的看”，与清人张竹坡的观点（后详）遥相呼应。蒲安迪博士则声称他是“以美国人的眼光”、采用“明末清初”的方式来看《金瓶梅》的，又可谓别具慧眼、发人深思。〔2〕凡此种种， 都表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金瓶梅》，是《金瓶梅》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接受美学把文学作品的意义当作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文学作品既非完全的本文，亦非完全是读者的主观性，而是二者的结合或交融。〔3〕因此，我们在分析《金瓶梅》时， 应注意本文与读者间的关系，即《金瓶梅》本文传达结构的特点对读者的“召唤”与制约和读者对本文的接受态度。 《金瓶梅》本文的特点 本文的特点是读者反应的基础。《金瓶梅》本文的复杂性，前人早已意识到了。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谈到《金瓶梅》时说：“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这里，指出了《金瓶梅》本文中“显——隐”、“放——止”、“夸——刺”等矛盾关系。除此之外，前人还曾论及它的“劝——惩”、“前——后”、“零星——全书”等矛盾关系。这诸种矛盾涉及叙事、观念、风格、手法等方面。因此，当我们面对《金瓶梅》接受中歧见百出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它的本文的这些特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金瓶梅》在叙事层面的特点。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它一方面容纳了大量的话本、曲词，保留着一些说唱文学的痕迹，另一方面又具有文人创作的性质。可以说它是由说唱文学向文人独立创作过渡的结果。这使得它在取材角度和表现方式上与以前的文言小说和纯粹的说唱文学都有许多不同。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曾这样比较过《金瓶梅》与其他小说：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 他所列举的多为文言小说，由于文言更讲究语言的凝重含蓄，与白话小说的“洞洞然易晓”相比，就显得不那么令人“畅怀”。而描写的酣畅淋漓正是白话小说，也是《金瓶梅》的一个特点，所以，明末那些思想解放的文人才激赏它“云霞满纸”〔4〕、“穷极境象，意快心。 ”〔5〕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以性描写为例，房中术著作自不必说， 文学作品也多有涉笔。其间虽偶见铺肆，如唐代署名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而以含蓄藉为主。于是形成了一系列性活动方面的隐语，如“云雨”之类。尽管它们的意义十分明显，但文人使用起来却全无顾忌，反而能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加以渲染，读之或亦心荡神摇，而作者终非具体挑逗，流于猥亵。以致李商隐《北齐》诗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句，平直道来，前人已评为“极亵昵语”。词曲中颇有歌咏性爱之作，且不乏露骨渲泄者，若用语非俚俗，则仍不失含蓄之美。在小说、戏曲中，叙事成份增加了，如用文言描写，往往可在流荡中见节制。《西厢记》、《牡丹亭》中都有性描写，以其词语文雅，不常为人苛责。明代吴敬所著文言中篇小说《花神三妙传》，其中具体描摹了性活动过程，诱惑力则远逊于白话小说。《聊斋志异》也不乏性描写，但人们一般也不以为异，原因同样在于它使用的是文言。文言作为完全书面化的语言，与生活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为它的性描写造成类似遮羞布的屏障作用。 《金瓶梅》恰恰打破了这一屏障，它采取了一套新的、更生活化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作为艺术语言还不够成熟，有时甚至显得相当粗鄙。而露骨的性描写由于语言的接近“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更富于直感和挑逗性。应当说，语言的真切、描写的露骨与《金瓶梅》乃至当时整个俗文学的求“真”意向是一致的，然而，《金瓶梅》也像许多俗文学作品一样，还没有处理好“真”与传统的美善相济观念的矛盾。丁耀亢在《续金瓶梅》时即表露出这样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