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东方朔

      提要 东方朔怀才而遇汉武帝却不受重用。他以滑稽狂放、幽默讽刺、调侃揶揄的言行举止，在破坏封建专制的权威性的同时，超越了自身的悲剧性，成为汉代首屈一指的幽默大师，在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位。

      关键词 幽默大师东方朔 悲剧性

      一

      汉魏六朝的幽默大师首推东方朔。尽管东方朔经常与雄材大略的汉武帝相处，就这一点说，他并非怀才不遇。然而，东方朔始终都被武帝视为俳优，仅仅被当作打趣逗乐的宫廷文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治国才能。因此，他的一生根本上是悲剧的一生。与那些怀才不遇者相比，东方朔更令人惋惜，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当汉武帝刚即位，广泛地收罗各种人才时，东方朔就上书自荐：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汉书·东方朔传》，按：以下引文凡出自《汉书·东方朔传》者，均不再注明。）

      以上不无夸张的话语表明：东方朔对自己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廉洁诚信等方面十分自信。他选择并且准备扮演治国安邦的重要角色。同时，东方朔对武帝任用自己也期望颇高。不料，武帝虽然惊异他的才识卓越，但却没有真正重视他。只是“令待诏公车，奉禄薄”，且“未得省见”。

      这就不能不引发东方朔由于角色期待的失落激起的不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东方朔凭空捏造武帝要杀百无一用的养马侏儒的谎话，把侏儒吓得大哭不止，从而趁机见了武帝。他借助自己身材高大与侏儒矮小的形体不谐调所产生的滑稽对比，巧妙地说明自己“奉禄薄”、“饥欲死”的不合理。这是东方朔为了引起武帝的重视而用幽默对悲剧性的处境进行的抗争。“朱儒饱欲死”是嘲他。“臣朔饥欲死”则是半真半假的自嘲。这既逗笑了武帝，避免矛盾激化；又表现出东方朔正视自身的悲剧性，在精神上有所超越、有所解脱。不少学者认为，自嘲是幽默感的最高表现。在我看来，自嘲与嘲他的奇巧结合，才是幽默感的最高层次。因为，这样恰好最充分地显示出幽默的进攻与防守、自卫的多功能，显示出幽默的丰富性。

      可以同上述例子相媲美的是，东方朔擅自割走赐肉反而受到武帝的奖赏：

      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昭，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有一个热天，武帝准备下诏赐肉给朝廷官员。但大官丞迟迟不来，东方朔就擅自拔剑割肉而归。当武帝令他自责时，除了“何无礼”一句，表现上像是自责以外，东方朔反过来称赞自己的行为“壮”、“廉”、“仁”。这并不仅仅是对“大官丞日晏不来”的戏谑性挑战，更重要的是对武帝迟下诏让众官久等赐肉的机智的嘲弄。

      汉武帝曾经这样问东方朔：“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上乃大笑。这里，东方朔貌似在歌颂武帝功德无与伦比，尽得天下贤士；而潜台词却是揶揄武帝：差得远呢！他的机灵在于：通过极度的夸张赞美，让人们感受到武帝的名不符实，由此获得轻快的幽默讽刺效果。

      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叙述：东方朔放荡不羁，被汉武帝左右称为“狂人”。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朝廷本来就是出仕从政的地方，而东方朔则偏偏在朝廷中避世。通常的隐者，都到深山密林里隐居，可东方朔却故意在朝廷里隐居。这就构成了双重的滑稽性幽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全身”。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只能混口饭吃，这就是东方朔朝隐的悲剧实质。因而，《据地歌》的结尾不无激愤地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心态。

      《七谏》的悲剧意味比《据地歌》更强烈。如：

      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

      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斫。（《七谏·怨世》）

      文学史家向来轻视《七谏》，理由不外是本篇模拟屈原《九章》，缺乏独创性。其实，从《七谏》中倒是可以看出东方朔的幽默与悲剧性的密切联系，看出东方朔的滑稽、讽刺与幽默的根源所在。王逸曾经这样概括《七谏》的创作目的：“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楚辞章句·七谏》第十三）因而，《七谏》是东方朔借题发挥，对自己不受重用的悲剧处境进行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