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了词、曲、小说从中国文学的边缘文体走向中心文体的历史进程，并指出上述文体的中心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型有一定联系。作者认为，词成为中心文体一方面是由于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对它做了合乎正统的阐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词作者把诗歌的写作原则植入到了词的写作中；曲的衬字和套曲形式，使得它难以进入中心文体范畴，但由于剧曲的存在以及相关的结构因素的影响，给中心意识形态留下了阐说的空间，这就促进了它的中心化；小说成为中心文体则是由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造成的，同时小说的中心化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欲以小说进行文艺启蒙的诉求。 中国文学中，诗、词、戏曲、小说与广义的散文是几种主要的文体。其中诗歌与散文的地位是最早奠定的，因而诗文成了文学王国里的中心文体。这意味着它们本身就代表了文学，如“文”“笔”之分就是为诗歌和散文划出一块领地；同时也意味着诗歌与散文都有一套被中心意识形态赋予的功能，如“诗言志”、“文以载道”等。而后来的词、曲、小说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它们在一个时期内是被贬黜的，是作为一种边缘文体出现的，以后才逐渐进入到文体的中心。探讨这些边缘文体中心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向，将有助于认识文体变迁在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认识古代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社会使命感等。 一 词中有〔浣溪沙〕这样的词牌，共六句，每句七字，句式整齐；同一般的诗没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三字令〕这样的词牌，共十六句，每句三字，俨然一首三言诗。〔何满子〕有几种格式，即五言四句，六言六句和七言四句，还有双调七十四字的，也同诗的形式相似。然而，词牌共有几百种之多，就其绝大多数而言，词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李清照说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耳。”〔1〕可以说， 句式参差是词有别于一般诗体的形式特征，这种形式特征表达了一种内容上的变化和要求。 关于词有别于诗的内容特点，古人早有认识。南宋诗人陆游指出：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流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2〕。 清代朱彝尊的见解则与此相左，他认为：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愈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3〕 陆游持贬词的观点，认为词是文人酒席间的文字游戏，同六朝绮靡文风有相近之处；而朱彝尊则是为词辩护的，他认为词是通过一些生活琐事的描写，折射出较深的意旨，有变风变雅的性质，也就是说，词虽在细微末节上不同于诗的表达，但仍然是可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不过两人的见解也有相通之处：陆游云“诗人常恨文不迨”，朱彝尊云“有诗所难言者”，都是说在用诗表达不趁手时，用词就可以解脱窘境。 对于这种诗词各为一体，各有不同的表达意趣的状况，应从文体与内容相互关联的特性来认识。虽然形式与内容各具相对独立性，形式本身也不是内容，但形式有一个是否适应内容的问题，不同的形式实际上也就表达了各自不同的内容。文体作为文学形式要素的综合体，它也有着一个适应内容的问题。巴赫金曾说：“例如，颂歌是非宗教的庆典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与政治生活及其活动直接相结合；祈祷用的抒情诗可以成为祷告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宗教很接近，等等。”〔4〕作为长短句的词，在与其最接近的文体即格律诗的比较中， 可以见出它对内容的适应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有遵奉“道统”的传统，它可以是像《诗经》那样主要以教化来宣谕道统，也可以是像屈原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那样主要以“怨刺”来申张道统，二者殊途同归。它是在非宗教的中国文化中，使知识分子同现存政治势力保持一种张力的途径。格律诗是在隋唐之际出现的，其隋兴唐盛的状况同当时的社会条件具有某种关联。隋之前的晋及南北朝都以门阀制度作为社会的等级基础，到隋唐之际便由门阀地主专政向庶族地主专政转型。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成为原则上面向社会各阶层遴选人才，这使得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了晋升的机会。在此背景下来看格律诗的形式，则一方面文学仍是以“道统”，尤其是以儒学作为根基，保持着同现实政治的一段距离；另一方面则以格式、韵律等方面的程式化体现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一种适应和皈依。格律诗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诗意的展开具有异口同声、众口一词的表达效果。 词的形成晚于格律诗，同时它又属于广义的格律诗的范畴。它一方面在格式、韵律的安排上有着具体规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同时也可以在整首词中做到句式参差，那种长短兼杂中体现出的语气缓急的变化、情绪的张弛，更有利于表达个人的感受。朱彝尊谈及诗和词在写作上的差异时说：“昌黎子曰：‘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曹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5〕这就是说， 词是用一定规矩和形式来组织的个人化的话语表达，这同诗的“言志”，意在表达社会化的话语有很大区别。它除了在内容上有着较多的个人情愫外，其句式上的参差，以及在同一词牌内各句发声状况也有参差的情形，使得它有较大的个人感受的空间。如下述两首唐代的〔望江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