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清道光年间，以讨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为世袭一等毅勇侯爵，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恶名昭著的人民起义的镇压者。但同时又因其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地位及作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在文章领域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家们称他为“桐城学派”的中兴之主。曾国藩奉桐城方苞、姚鼐为“文学正宗”，并在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桐城派文论，以至我国古文论。而他的文学风格论又是其中的精华。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文章风格是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综合体现。 我国古典文论中对风格的辨析分类，可推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从文章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眼，将风格分为八种，有褒有贬，认识到了风格的多样性。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也论及了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之后，对风格进行辨析分类的从唐宋以迄明清还有数家。如皎然的《诗式》分诗为五格十九体，司空图的《诗品》又分诗的风格为二十四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分诗的风格为九品等。其所分法虽对品评作品有所启迪，但总体上讲是过繁过细，不利于对风格的品味与欣赏。 桐城学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由于延绵的时间长，对文章风格的推崇不是一成不变的。方苞为主文章要“雅洁”，要求在“言有物”和“言有序”的基础上，达到“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精光”的艺术境界（《与程若韩书》）。刘大櫆论文，以“神、气”说亘之，认为“气之精者托于人以为言，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下、进退，徐疾之节，于是诗成而乐作焉”。（《张秋语诗集序》）。他所论及的文章风格多样化，其要点是要使文章的文势、章法、意境腾挪变化，快慢和谐，摇曳多姿，而并不轻此厚彼，意有专属。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他把文章风格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并在《复鲁絜非书》中具体描绘了两种风格文章的不同特点。姚鼐的独到之处，是能一反众俗，摒弃繁琐，收到了以简驭繁之效。 曾国藩曾自我标榜说：“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他在论述文章风格时，显然也是承继了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他说：“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出之”。可见，他也赞成将文章风格分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 但是，曾国藩并不只是简单地照搬姚鼐的阳刚与阴柔的风格论。他在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充实与改造，其论述特点鲜明，表现实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并在其论文，写作中一以贯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论。 姚鼐在论述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时，曾经指出：“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至于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皆不可以言文。”这就是说，阳刚与阴柔的区别，又正在它们的联系之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一味偏胜，则“不可以言文”。刚和柔都是相对的，都是就它所含成分的多寡而言。否则，“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是不利于形成风格的。可以说，姚鼐在论述阳刚、阴柔两种风格时，虽有偏重，但基本还是取一种“公允”的态度。 曾国藩在论述文章风格时，并不强调阳刚与阴柔相互联系、依存的一面，而是明显的特别推崇文章的阳刚之类，尤重光明伟岸，气势恢宏之作。他曾说：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之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在这段话中，他明确指出，具有阳刚之美的文章“最难而可贵”，并用一系列比喻，具体描绘了这类文章的声势、气象。认为能达到阳刚之美者是“得于天授”，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仅有几人可达此境界。可见，他是把阳刚之美作为文章写作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时所具有的一种审美取向。对这一审美高度，从古至今少有人能够企及，却又是很多文章作者想要达到的境界。因此，文章的风格具有阴柔之美固然不错，但它远不及具有阳刚之类更为卓越，更应该受到推崇。阳刚之美是阳刚与阴柔两大风格的上限。曾国藩的审美取向，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明确。 二 我国古代文论中论述风格，往往与“文气”问题相联系。因为“气”是作家创作的根基，也是作家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文气”说是古代文论中一个古老的命题。《孟子》有“吾养吾浩然之气”之说。最早以“气”论文的魏文帝在《典论·论文》中有“文以气为主”的重要论述。《文心雕龙》中《风骨》、《养气》《体性》等篇都有对“气”的阐述。唐韩愈在《答李翊书》对“文气”说更有进一步的发挥。曾国藩推崇文章雄奇豪迈的风格，也特重文气。 曾国藩讲文气，最直接的承继者，还是桐城派的刘大櫆与姚鼐的理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讲“文章最要气盛”，但他又讲“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因此，“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他论“神气”之核心在于突出古文创作中“神”的作用。“神”是主宰，“气”是“神”之赖以存在的形式。姚鼐论文中的“气”与“神”、“理、味”同属于“文之精”，但实际上，在他的文论体系中，“神理”是居“文之精”之先，而“气味”明显地从属于“神理”。“气味”并举，又是与他的风格论相一致的。以“气”盛的文字多具阳刚之美，而以“味”见长的文章往往更近阴柔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