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考察文学史上杰出文学家的发展道路，发现他们几乎都曾参与过当时最高水准的文人团体，或者曾经归属于代表着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文学流派。另一方面，群体的影响与个体的作用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进入群体之后，作家的发展又可能受到群体的制约，妨碍作家向富于创造性的境界发展。因此，当杰出文学家进入创作高峰，艺术上趋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往往是与自己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离的时期。作为脱离群体的外在因素，隐逸、贬谪等是促使作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契机；作为得以独立发展的内在因素，则需要作家以思想上的成熟为条件。也正因此，杰出作家都是思想上的强者，他们不仅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同时还负着道义上的使命。 文学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接受群体的影响是文学家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中国古代的许多重要作家，往往与其同时的文人社会、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作家甚至明显地隶属于某些文学流派、文人团体。这正证明了文学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当然，从理论上对此作出解释，还是一个十分缺乏研究的课题。进而言之，这种群体的影响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或以什么样的形式对个人的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它与文学家个人的创造、个人的独立发展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缺乏理论方面的解释。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关系，即文学创作中的“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在此，拟以中国古代一些杰出作家的艺术发展过程为例加以探讨。 一 研究一下中国古代那些杰出文学家的文学发展道路，发现几乎所有的杰出作家都曾参与过当时最高水准的文人团体，或者曾经归属于代表着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文学流派。总而言之，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曾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文学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之中。如屈原与楚国宫廷的辞赋家群体；曹植与邺下文人集团；谢灵运与当时以王谢家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文人群体；谢朓与永明文学革新集团；信与梁朝宫廷文人集团；王维、李白、杜甫与初盛唐之际的诗人群体；欧阳修与洛阳文人集团；苏轼、黄庭坚与政治上主要倾向于“旧党”的北宋后期文人群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文人群体的影响和培植，这些作家能取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崇高成就。研究这些作家的创作，我们发现不仅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与当时基本的文学风尚具有一致性，而且表面上看起来最有独创性的文学风格也与群体的文学倾向有深层的联系。例如北宋诗人黄庭坚，早年学习过魏晋古体和中晚唐近体诗，也受到了他的前辈诗人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影响，并通过欧、梅与中唐的韩孟诗派发生关系，又受到庆历之后由学韩孟转为学杜诗的风气影响；元丰以后他与苏轼及苏门文人发生关系，比较多地吸取同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可见，像他这样被视为风格上最为出奇创新的诗人，实际上却是与当时整个诗坛的创作风气密切相关的。如果不顾及北宋中期诗坛上错综复杂的变化局面，也就很难对黄诗的风格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 从上面所举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的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中，是一个杰出作家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在许多杰出作家的创作经历中，都有过一个与当时的文人群体联系得十分密切的阶段。形成这种与群体的密切联系不是什么外力的作用，而是文学家们自身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文学家社会的一种向心力，是文学创作活动具有群体性的一个证明。因此，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的社交活动不太活跃的情形下，文人社会的社交活动却是十分活跃的，所谓“以文会友”，正是文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交际原则。由于印刷、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家可以凭借传媒迅速地接触同期作家的创作，并且能够及时地发表自己的作品，接受整个文学界的反馈。因此，比之于古代文人，现代社会中的文学家反而不大感觉到文学家社会中社交生活的必要性，文人社会的联系，从这一点上看，现代比古代反而减少了。中国古代文人社会群体性强，文人之间社交活动活跃，还跟中国古代文学与仕宦、科举相结合的社会机制有关系。 但是，如果进一步研究杰出作家与文人群体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另一种有典型性的现象，这些作家进入创作高峰，艺术上趋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却往往是与自己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离的时期。例如，屈原是在离开楚国宫廷、流放沅湘时创作《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的。曹植前期的创作活动是在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创作氛围中展开的，充分接受了同期作家的影响，并成为邺下文人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作者。但是，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文学家的地位的还是诗人晚年僻处下国、离群独居时的创作。此时他将新兴的文人五言诗与古老的风骚传统重新接续起来，有为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开源浚流、继往开来的功绩。建安作家们的群体性格是比较外向的、乐于合群的，这种性格在曹植的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当他后期被迫过孤独的生活时，他感到了极大的痛苦。他之所以屡次冒着受到更深的猜忌的危险上表曹丕、曹叡父子请求他们让自己回到朝廷，固然是因为建功立业的愿望的驱使，但跟忍受不了这种孤独也有一定的关系。然而，这种被迫远离群体的遭遇，客观上却使他的创作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从而不仅超越了其他建安诗人，而且也超越了他自己前期的创作。谢灵运出守永嘉，也与曹植一样极不愿意过这种离群索居生活，其初离建康时所作的赠送别者诗中即悲叹“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到达永嘉后又有“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之叹，但是，正是永嘉时期的创作奠定了诗人的文学史地位。又如庾信，在他的时代，南朝文学的水平远远高于北朝文学，但庾信的文学史地位却是在流寓北朝之后奠定的，这时他与南朝的文人群体也差不多是完全隔绝着的。唐宋以来的许多杰出作家，由于隐居和贬谪等原因，经常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远离人文荟萃之地，远离原先相互切磋、相互推激的群体。但往往在这样的时期，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