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小说题旨、作品结构、人物刻划、讽刺艺术等几个方面对《儒林外史》的前期批评作了概括性的梳理与较为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前期评点式的批评尽管有其观念、方法及表述上的弱点，但也不乏精粹深微之见，其人文视角、感悟方式等至今仍有值得承传的价值。 我国古代小说肇始于先秦散文、史传，初具规模于魏晋，发荣滋长于隋唐，宋元时期富于通俗文学色彩的“世情小说”的崛起，似标志着作者与读者对于小说的审美品味从“猎奇消遣”到“人生反思”这样一种由“出世”向“入世”的明显转变。逮至明、清时期，世情小说不待言已蔚为大观，并且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也臻于成熟，《儒林外史》应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人们已经对小说达到相当的重视，李贽、冯梦龙、金圣叹等人，更是把小说推重到堪与“六经”比并的祟高地位。不过，此时的小说理论，尚处于初具规模的阶段，故多笼统、概括之见，并富有感性特征，在组织结构上也较为零散片断，停留在序跋、评点状态，还未能系统成篇，当然也谈不到形成什么体系。尽管如此，细细体味，我们仍然会发现在这些评点论说中不乏深刻与敏锐的见解，即使是在今天，也能够给予我们以视角独特的启迪。 《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对这部内容极为丰富与复杂的卓越的小说作品，评论者一直是不绝如缕。姑且将当代的《儒林外史》研究算作一个阶段，而把此前的研究称之为“前期批评”，那么本文即拟就《儒林外史》的前期批评进行观照，以求掌握其概貌与特点。这一“前期”可以说包括了古代、近代与现代，为了突出“溯源”的主旨，探讨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理论的发展轨迹，在论述中准备以古代阶段为主。这倒不是单纯出自时间因素上的考虑，以为唯古为佳，而是因为在这里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已开始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渗透和影响，那么它们又具有作为从古代文学批评向现当代的文学批评转化的过渡阶段的性质，所以，它们在本文的分析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而只是作为主体分析的参照物出现。 一 由于《儒林外史》写的是文人自己的生活，自然格外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一时间评点批注，纷然而来。首先是对小说题旨的注意，评论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如有认为是“穷极文人情态”，描写“时代之怪现状”的“讥世之书”（易宗夔：《新世说》、徐珂《清稗类钞》），或言其“意在警世，描写炎凉世态”（丘炜萱：《客云庐小说话》），或认为是作者“著书自述身世”（徐珂《清稗类钞》），最具代表性的是闲斋老人的意见，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序），与他持相同见解的评论者颇不乏其人，如卧闲草堂本评语、齐省堂本评点及黄小田、天目山樵等人的评点，对于闲斋老人的看法均持赞同态度，认为此书是以对功名富贵的评说为“全书主脑”、“第一着眼处”，“一篇之骨”等，对《儒林外史》来说，这一评价称得上是简明扼要，具有相当的概括性。 在《儒林外史》那浩大的篇幅里，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人们对于功名富贵或热中或淡泊、或追逐或拒斥的种种情态，犹如闲斋老人所列举的那样，“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作者并非对功名富贵视若寇雠，功业心、名利心本也是人情之常，令作者忧心、痛心的是人们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过于热中，把它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标准，在追逐功名富贵的过程中，达到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狂热地步，这样，他们获得了功名富贵，却迷失了本性。换言之，人们在对于功名富贵的追逐中，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他们交出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赖以确立的基点——自我。书中虽然写了在俗世利欲的浊流里洁身自好的一些人物，让这些贤者智者作为“中流砥柱”的形象而存在，但他们的数量显然太少，根本无法与那些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沽名钓誉、角逐于名利场的碌碌之辈相抗衡，并且这庸碌者的阵容还在不断扩充，这种专鹜虚名、唯利是图的风气极具感染力，一些本性不失为纯朴的年轻人，当他们一旦走近功名富贵浊流的漩涡，就往往不由自主地被它巨大的吸引力无情地裹挟而去。人格堤防的普遍崩塌，造成了众多的寡廉鲜耻之徒。世风衰颓，诈伪层出不穷，小人之风大煽，直道难行，又岂是寥若晨星的几个君子可以牵挽扼止的？正是这种群体性的本性迷失，让作者感到震惊，他以艺术之笔，把自己的忧虑与痛楚融汇在这部庞大的著作里。而作者的这一番苦心孤诣，应该说是唤来了“知音”的。如上述闲斋老人之论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而卧闲草堂本评语也持相同见解：“‘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二者连语言都大体相似，诚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黄小田认为论说功名富贵乃是此书之“一篇主意”，沿着同样的思路又作了不少发挥，如对第三回周进痛哭于贡院一节的评点。第三回写周进到贡院观光，触动自己科举无望的伤心事，不由撞号板滚地大哭，以至于吐血昏厥。从周进个人来说，他的悲哀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然而唯其如此，也可以说更令人为之悲哀：这无疑是一个被科举的沉重桎梏所挤压扭曲得变了形的灵魂。周进这一人物在小说中有重要地位，因为他是紧接着“不要功名富贵”的理想形象王冕出现的第一个深受功名富贵荼毒的人物，如果王冕是作者笔下开端一篇正面文章，那么王冕之后，多篇的反面文章也就从周进开了头。正如黄小田的评点所说：“入手写功名富贵毒人如是，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到了近、现代的评论者，对《儒林外史》主旨的阐发更趋细微具体，如认为它批评八股科举，写社会之混浊恶态，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反对“节烈”观念，描写良心与礼教的冲突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后起的评论一方面沿着前人的方向把观察目光投向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一方面也以自己时代的思想观念赋予《儒林外史》的评说之中，所以近、现代的《儒林外史》评论既有沿袭前人步武的成分，也有对于这部作品的新诠释，如果仅就沿袭一面而论，两造之间又表现出宏观把握与局部观察的不同风貌，即开拓者倾向于作整体性的解读、而后继者则表现出对具体问题的更大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