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考察了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生成的动态历程，进而从中国古代士——诗人人格发展的大系统中审视了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曹植人格分为前后两期；一系列挫折导致了曹植人格的裂变与重构；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的内涵是顺人（即服从专制主）而不失己（即不失平治天下之志向，不失超旷逍遥之襟怀）；此一人格的生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士——诗人基本人格模式的确立。 关键词 曹植 儒道互补 人格 顺人 不失己 影响诗人诗史地位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人格（人品），二是诗格（诗品）。二者间又相互关涉。故古人有“诗品出于人品”之论，今人有“文学即人学”“风格即人格”之说。曹植，中古之大诗人，齐梁人钟嵘譬之为“人伦之有周孔”（《诗品上》），即诗坛之圣人；日人吉川幸次郎先生誉之为“诗神”。〔1〕自古及今， 曹植一向是诗人和诗论家关注的焦点。然而，纵观迄今为至的曹植研究，多着眼于对其诗格的品评，相对而言忽略了对其人格的定位。甚至，在我看来，曹植人格生成的历史意义仍然蔽而未明。职是之故，本文拟就曹植人格的流变历程，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的主要内涵以及此一人格在中国古代士——诗人人格发展史上的意义，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是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基本人格模式。如果仅止于这种提法，我相信，会得到大多数学者的首肯。但当问题进一步深入，一牵涉到何为“儒”，何为“道”，何为“互补”，如何“互补”之类问题时，便各执一说，岐见纷呈。看来，在进入对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析论之前，有必要就本文所论的“儒道互补”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当然，“儒”“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在一篇短文中无法阐释清楚。本文只能强调指出：原始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与现代新儒家并非一线传承，本文所谓的“儒”主要指以孔孟为主体的原始儒学，这一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自强不息、治平天下。〔2〕老与庄， 老庄与黄老之治，老庄与道教，老庄与魏晋玄学不可等量齐观。本文所谓“道”主要指老庄思想（尤其侧重于庄子思想）。庄子哲学是一种天人思想，其要旨在于以人入天，到达天人合一之境。〔3〕而所谓的“互补”决不是机械的拼凑与叠加。在互补理论的创始人物理学家N·玻尔看来， “互补性应具有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特征。”〔4〕N·玻尔的理论同样适合于人格学领域。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事实上所有的人格理论家，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什么样的主张，都认为人格同时容纳着可以导致相互冲突的两极倾向。”〔5〕显然， 这种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人格结构之中的，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系统的两种性格特征，才可以构成人格学意义上的“互补”。 一 所谓人格，简单地说，是指个体有别于他人的持久的性格特征。〔6〕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著名的“三部人格结构”理论中认为个体人格是由伊德（Id），亦即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构成。伊德是人格中最为原始的部分，具有动物性，是由与生俱有的本能冲动所组成的；超我是人格中最文明的部分，它反映着个人的良心、道德、自我理想等精神需要。而自我则界于伊德与超我之间，是伊德与超我交汇而成的，是现实的人格形态。剔除了弗氏泛性论的色彩，其学说对我们探索中国古代士人人格世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儒道互补人格结构的生成有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司马门事件为界，曹植的人格分为两个时期。曹植前期人格中能够与儒学人文精神相颉抗的不是庄子思想，而是动物性的本我。《三国志·曹植传》谓子建“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正是对他放纵本我的概括。从《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子建初会邯郸淳一节看，子建待客不拘于繁文缛节，一任本性的自然泄露；他还染有傅粉等浮华之习。男子傅粉在曹植时代并不被社会普遍接受，曹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任性而行”的迹象更多的反映在他的诗文中。《名都篇》《箜篌引》反映出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和享乐意识。在《闺情》中他更是毫不掩饰说“取乐今日，遑恤其他。” 在曹植周围还形成了一个声气相投的小集团。《赠丁翼》一诗写道：“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阳。……我岂狎异人，朋友与我俱。……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清楚地表明曹植及其二三同党皆是不拘礼法、行为放达的名士。据徐公持先生考证：“他的党羽、拥戴者大多是些同他气类相仿的才子，杨修、丁氏兄弟、邯郸淳等莫不如此。”〔7〕 对曹植不拘礼法的行为，许多清介刚正之士颇为不满。邢颙“少秉高节，玄静谈泊”（《三国志·颙传》刘桢语）， 素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美誉，是天下清议所肯定的德行之士，曹操亦对他颇为看重，“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同上）是时，子建正在受宠， 曹植特安排邢颙为其家丞，是大有深意的。然而， 子建却辜负了其父的期望。“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 （同上）此外刘桢、司马孚亦多有劝谏，可子建仍然执迷不悟，我行我素。“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晋收·安平献王孚传》）一个“每”字透露出，子建实际上是屡谏屡犯，屡教不改。 当子建放纵达到顶峰时，终于发生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司马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