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理解“解释”这个术语本身，我们得回到它的前提及其相关术语。解释的前提是理解，被理解的叫含义或意义。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解释”已经意味着进入哲学，“从来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马克思语）。怎么解释呢？用语言。传统上，我们往往从意识或概念领域接近解释学问题，但事实上，解释学涉及的是词语或语言本身的问题，或者说，解释学是语言学的嫡亲。 把意识或概念问题还原为词语或语言问题，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趋势，解释学也不例外。但解释学的初衷暴露出它总体上还停留在近代启蒙运动所开辟的形而上学水平上。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其试图建立“解释”的科学方法、模式，强调在对话中的共同基础即“被理解”的可能性。总之，“理解的可能性”是在对话或接触文本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种共识。就像我们坐在一起开解释学会议，最起码我们要听懂对方在说什么，这是我们继续讨论的基础，而全部努力似乎应该朝向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对方。 一 问题的焦点在于，就“理解”而言，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语言？语言究竟是理解的桥梁还是障碍？解释学事先设定了理解的可能性，这既是一种非常善良的愿望，也是一种固执的意志。这意志符合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它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它在理论上的缺憾，在于排除了真正的时间性。只要引进时间维度，我们就不难发现，“理解”只能发生在理解过程之中，而不能发生在理解活动之前。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理解”换成“沉浸”或者“沉醉”，意思就更清楚了，因为凡是发生“理解”的地方，往往要发生语言活动。可是，当你沉醉的时候，却几乎不发生语言活动。当一切解释、理解等语言行为发生时，这些行为不是在沉醉之前就是之后，即发生语言的同时，意味着你已经不沉醉了。如果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在沉醉发生时伴随有理解活动，那么它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非语言的理解活动，近似于无意识的直觉，这就是本文所谓“描述”。 为什么说理解不可以发生在理解活动之前或者之后呢？因为这就等于你跳出时间之外说时间。你是一个时间之外的旁观者，而不是处于时间之中活生生的生命。换句话说，你被机械生硬地割裂在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僵死的空间位置。这也是语言本身的天然缺憾——语言本身与绵延的生命是脱节的。一个概念或命题、一个词语或句子，都意味着“已经发生”的行为、既成的行为，而不是当下瞬间正在发生的行为。这个形而上学的缺憾，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因为似乎在进行普遍怀疑和推论之前，关于“我”、“思”、“在”究竟是什么意思，笛卡尔早就知道了，而批评笛卡尔的经验论哲学家们也从没有想到在这一点上做出反驳，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与笛卡尔完全一致。同样道理，我们不可以在理解活动之前，就已经切割好解释学的术语，也就是一种广义上的二分法，区分解释者的主观意向与文本的客观意义。我们不可以在脱离时间的意义上谈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融合。至于对笛卡尔的反驳，我们可以想到赫拉克利特的著名箴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人设定为哲学家或解释学家，而那条河象征着处于时间过程的生命本身。当这个人不是作为哲学家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生命诞生时，他已经在这条河里了，而当他后来作为哲学家想对这条河说点什么时，他说的就是另一条河了。 当我们把“既成”的概念或理解作为出发点时，麻烦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我们是在用某个瞬间的判断代替在它之后的所有判断，也就是用瞬间代替永恒。我们将时间做了空间化的处理，并且在真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假定每个瞬间的性质都是同样的，就像钟表上的分秒一样。这样，时间就是线性的、连续的，就像一条河。它在哲学上的表现，见于巴门尼德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个伟大的命题，也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 说语言的性质是空间的，是指在抽象意义上，语言意味着确定性、位置、间隔。语言是对视觉空间的深化，是超视觉的。形而上学沉思就靠概念或语言实现了这种看不见的视觉，也就是德里达说的蘸着白墨水写的“白色的神话”。（Derrida,p.213）这种形而上学变相意义上的“视觉”却反过来瞧不起真正的视觉图像，因为图像不确定、难以把握。这种歧视使人们渐渐忘记了形而上学的视觉来源，或柏拉图那个著名的关于洞穴与阳光的比喻。与此同时，这种抽象的视觉异化为一种抽象的听觉，因为西方语言是拼音文字，不出声的默读也否认不了字母与意义之间建立起来的直接而抽象的关系。换句话说，拼音文字基础上的哲学不可能不是观念论、概念论、理念论的。甚至可以说，西方的宗教、科学、音乐都与此有关并因而不同于东方。文字是传达信息的载体或媒介——但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媒介只是可以过河拆桥的表达外部信息的工具，而是说媒介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的意义，就像通过小说或电影所表达的《红楼梦》，是根本不同的《红楼梦》，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拼音文字意味着观念论，而汉语或象形的表意文字则意味着象征与类比，这两种媒介自身就天然地携带着不同性质的信息。如果让哲学说汉语，即使是在说西方哲学，也意味着它是一种不断走神的哲学。 当语言用“准确的”理解代替印象时，语言所遗漏的是活生生的生命。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象形文字因其象征性而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它成为活的语言。相比之下，严谨、精确、特别在意立场的拼音文字却成为僵化的、死的语言。① 汉语有一双内在的眼睛，它就像能看见自身的目光一样，有一种寄生与自爱的效果，它把不一样的因素感应为一样的。天人合一的“一”不同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一”：后者的基础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前者把反映当成感应，好像镜子里的“我”其实不是我，而是陌生的它。就像古希腊神话人物美少年纳瑟斯爱上水中自己的倒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以感受为特征的理解；就像评价汉语好文章有风骨，风骨就像时间一样，是看不见的，它也像时间一样，是构成我们生命的骨架。由于拼音文字的理解是观念性的，最终将形成没有感性色彩的纯粹理解或纯粹理性。拼音文字是脱离了“原始思维”或象形思维的文字，就好像终于有一天那个自恋的美少年意识到那清澈河水中的倒影就是自己本人的“照片”，于是，就开始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历史。他从此由自恋异化为自大，觉得作为人自己高于一切植物和动物。大写的“人”是衡量万物存在与否的尺度，这是人道主义所暗含的特权思想：它要与天地与人奋斗！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这当然不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传统。“天人合一”的意思绝非人就是天，而是说在所有感应过程中，人并不高于事物：人既不高于植物和动物，也不高于周围自然环境，就像我们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所看见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