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9-0122-09 通过创造性地吸收和转换笛卡尔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精神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传统哲学资源，通过批判和改造世纪初的德国现象学，20世纪法国哲学得以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尽显其璀璨夺目。美国学者施奈德在《法国和美国的哲学思想》(1950)中表示：“胡塞尔的影响彻底变革了大陆哲学，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获得了主导地位，而是因为任何哲学现在都寻求适应它，并用现象学方法表达自己。”①就20世纪法国哲学而言，我们不妨把这段话修订为：现象学的影响彻底变革了20世纪的法国哲学，这是因为现象学逐步获得了主导地位，而任何法国哲学实际上都适应了它，并且或直接或间接地用现象学方法表达自己。在我们看来，法国现象学是多元而复杂的，现象学家们之间的内部分歧绝不亚于他们与其他哲学家之间的外部对立。这一分歧根源于德国现象学中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姿态对于胡塞尔的知识论立场的巨大冲击。尽管也存在着延续胡塞尔式的逻辑研究和认知导向的某些努力，法国哲学解决这一德国式分歧的主导性倾向是把胡塞尔哲学海德格尔化，与此同时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国式创造性误读。这些努力始终体现出主体哲学与概念哲学之间的复杂关联，意味着实存论与知识论之间的强烈张力，推动了法国现象学从意识现象学(Phénomènologie de la conscience)到身体现象学(Phénomènologie du corps)再到物质现象学(Phénomènologie Matérielle)的演变，表明了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 一、主体哲学与概念哲学之区分 20世纪法国哲学流派纷呈：实存论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existentialiste)和解释学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herméneutique)曾经独领风骚，结构-后结构主义也一度称雄，而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则始终有其生命力。研究实存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现象学必须注意到实存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联盟关系；探讨结构-后结构主义则需要关注受法国式科学哲学影响的结构分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如何拒斥黑格尔主义。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出现了把这些流派分别归入“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之中的尝试。依据福柯的看法，就是要在实存论传统与知识论传统之间进行区分。在1984年即将去世之前，福柯为著名学术刊物《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的“康吉莱姆专集”撰写了《生活：经验和科学》一文。这是他生前写就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次年得以发表出来。在这篇评价其老师的文章中，他表示，“不用否认过去这些年以及战后以来已经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非弗洛伊德主义者，某一学科的专家们与哲学家们，大学教师与非大学老师，理论家与政治家对立起来的各种划分，在我看来我们可以找到另一条贯穿所有这些对立的分界线。这就是把一种关于经验、意义、主体的哲学和关于知识、合理性、概念的哲学分开的分界线。一方面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家系，另一方面是另一个家系，即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和康吉莱姆的家系。这一分界无疑可以追溯得更远，我们可以透过19世纪去寻找其踪迹：柏格森和彭加勒，拉舍利埃和库图拉，比朗和孔德。”② 美国著名的法国哲学研究专家古庭在其专著《20世纪法国哲学》③中接受这一区分，但他只是在“结构主义的入侵”一章中用一节的篇幅探讨了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哲学家卡瓦耶斯、康吉莱姆和塞尔斯的思想及其对结构主义的影响。相对来说，国内法国哲学研究专家莫伟民教授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概念哲学一词，他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④中把20世纪的18位主要法国哲学家归入到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两大阵营中，认为其中个别哲学家进行了综合两者的努力。我们倾向于使用“主体哲学”(或实存哲学、实存论)和“概念哲学”(或认知哲学、知识论)这样的表述。这是因为，就20世纪法国哲学而言，不管主体哲学(或实存哲学)还是概念哲学(或认知哲学)都面对着如何看待意识哲学及其解体的问题。其实，关键不在于两种哲学类别的差异，而在于清理它们与现象学的关系，在于探讨它们是如何批判和超越传统的主体形而上学或意识哲学的。主体哲学基本上可以归属于现象学之列，主要表现为实存论现象学(身体现象学)和解释学现象学，列维纳斯等人的译介工作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概念哲学也并非真正脱离了现象学，尽管它认可的不是实存论现象学，而是某种知识论的现象学。概念哲学家、数学哲学家卡瓦耶斯在引进胡塞尔的知识论和逻辑研究方面贡献突出；而曾经跟随胡塞尔、柏格森以及布伦茨威格学习，但喜欢海德格尔哲学达到如痴如醉地步的所谓概念哲学家、科学史家科瓦雷甚至非常有功于实存论现象学。列维纳斯正是通过科瓦雷把柏格森与胡塞尔联系起来，并以海德格尔为中介实现了对现象学的实存论解读。同时要注意到的是，科瓦雷与华尔、科耶夫、伊波利特等人共同为引入黑格尔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现象学的最初引进包含了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的共同努力。福柯下面的论述非常具有启示意义：“无论如何，这一分界线已经在20世纪被构成了，正是透过它现象学在法国被接受了。于1929年宣读的，随后被修订、翻译和出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很早就已经成为两种可能的阅读的关键：一种阅读在主体哲学的引导下寻求使胡塞尔彻底化，并且急不可耐地与《存在与时间》的那些问题相遇：这乃是萨特1935年关于‘自我的超越性’的文章；另一种阅读追溯胡塞尔思想的那些基础问题，形式主义和直观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乃是1938年卡瓦耶斯关于‘公理方法’和‘集合理论的构成’的两部论著。不管随后有什么样的再度分叉、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接近，这两种思想形式直到这一段时间已经在法国构成了两条巨大的、相当彻底异质的纬线。”⑤从福柯的上述说法可以看出，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都与胡塞尔现象学有着解不开的关系，只不过它们对它采取了不同的姿态。换言之，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法国并不只是按照一种方式被接受。一方面，某些哲学家对现象学进行了实存论的阐述，并因此导致了主体中心论；另一方面，另一些哲学家则关注胡塞尔哲学中的知识问题，使主体退居到了非中心的地位。在3H时代，由于实存论现象学的巨大影响力，知识服从于实存，理性让位于非理性，概念依据于经验，所以主体中心论的声音就显得非常的宏大，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彰显，相关于主体问题的概念获得频繁使用。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体离心化的声音逐步通过结构主义以强大的音频散发出来，主体的被动性以及与去主体相关联的话题获得了非常广泛的探讨，导致身体现象学向物质现象学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