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Descartes）在其名作《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中指出，世界上几乎人人平等共享的就是判断力。但他并没有给判断力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后来大多数引用该词的学者也没有，但判断力似乎涵盖了我们基本的分析推理能力，并和有“大众心理学”之称的学科密切相关。大众心理学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判断他人欲望、信仰及意图的能力，哪怕这些判断仅仅是主观猜想。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s）中还提到，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使用足够恰当的方法，就可以借助这判断力将很多形形色色的论断转化为知识。然而，从最近的一些记载得出，“判断力”并不像笛卡尔和其他人说的那么好，它不是普遍共享的，也不够精确，并非自然而然指向真理。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所谓“欧洲大陆”传统著作的方方面面，欧洲大陆哲学从“怀疑大师”和现象学开始，其后从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蒂芬·施蒂希（Stephen Stich）等实验哲学家们向分析认识论传统提出的挑战，这“判断力”最近都饱受攻击。施蒂希和其他人批评老式概念分析，以及老式概念分析在戴维森（Davidson）、丹尼特（Dennett）及他人作品中的残余思想。他们批评老式概念分析成了“直觉推动的浪漫主义”，因为老式概念分析假定，理性和常识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实证研究已表明，人类的分析能力有显著的文化差异。但即便笛卡尔描述的这种判断力确实存在于不同文化的人当中，并且一定指向“真理”而非谬误，那么关于它在哲学大厦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还是一个问题。这种常识是应该主导我们的哲学思想？还是会让哲学受缚于理论保守主义，只不过时不时炒炒冷饭，用新瓶装旧酒？不过哲学还能是什么呢？是批评或是“第一哲学”？当然，这些都有可能，并且是很多欧洲大陆哲学家自我理解的核心部分，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否认常识的重要性通常会被别人认为是神秘主义者和蒙昧主义者，很多重要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就遭受过这样的指责。如果哲学家们不想被别人认为是神秘主义者，就像我们应该成为的那样，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哲学家都认同的，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要么选择基础主义（想要寻求某种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希望从中可以推出其他结论），要么就把哲学看成是一个连贯主义者的平衡点，是一位清醒的法官，在由知识主张、信仰及直觉构成的体系内决定谁跟谁最相匹配？ 因为有趣的哲学问题将会引发探讨，这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关于哲学“分裂的房子”的评估是多么强有力的解释工具，所以我们值得冒这个险，从一开始就要将其概括化。关于常识在指导我们的哲学思想时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欧洲大陆学派绝大部分的答案是“越少越好”，然而英美分析学派大部分的答案是“起一个相当核心的作用”。但是我认为，鉴于两大学派哲学家们的核心哲学也许常常会让这种言辞和形而上学的差异变成分歧，毫无疑问，这种准则（及其缺失）在使用某些比较不同的方法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论证角色，因此比较其他准则就能更好地判断出“分歧”中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解释两大学派各自在超验推理及分析哲学工作共同推进的务实方式中，支持什么，又反对什么）。 当然，找出“大陆”学派哲学中任何核心的方法论一致性都不容易。方法论一致性由各种各样关于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思考组成，从实践的角度又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诸如现象学、辩证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超验主义等。而在催生并证实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所说的“十字路口”中，精神分析和超验主义也许是最重要的。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思考，并让原本模糊不清的东西变得清晰明朗。所以，莱布尼茨（Leibniz）以及柏格森（Bergson）在还击笛卡尔时说，清晰和明确是相互排斥的。这种哲学上的异议开始解释两大学派在风格上一些广为人知的不同点。此外，相对于西蒙·格伦丁宁（Simon Glendinning），大陆哲学的方法论有“伪一致性”，并使其与分析传统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大陆哲学一一辨清哲学思想与常识（或大众心理学等）之间任何紧密的联系，并又提出这些异议并没有获得强大的自然主义者或实证功能主义者的支持。而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们否认常识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并得出结论说，根本就没有现象学，或者说，颜色感知只是一种幻觉。康德（Kant）的主要哲学理论就预见了这种忧虑（要注意到，康德的超验哲学认为万物就是其原本的样子，所以他自然也同意常识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说法在19世纪末期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尤其在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以及弗洛伊德（Freud）等人的著作里重现活力，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称这些人为“怀疑大师”。此外，还应提及其他贡献者的名字，尤其是柏格森，柏格森在著作中挑战把智力和简化分类的趋向，他认为这种趋向持续下去必然会招致恶果；还有胡塞尔（Husserl），胡塞尔的现象学推论就是要让大家不再假设有一种“自然态度”，包括某种常识假定我们可以感知一个“外在的世界”。当然，现象学和常识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互为否定，因为现象学的描述可以告知我们已被遗忘或提前假设的经验的前反思。然而，还有一点很重要，现象学的目的一般是去描述“低于”对特定事物常识判断的经验水平，据说还可能催生这些意见及判断。在德勒兹（Deleuze）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看来，这种对哲学和常识之间任何紧密方法论关系的质疑很重要。 当然，要说核心哲学就是一枚荣誉勋章很容易，而哲学里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争论比表面上看到的更为复杂。我们都要找出哲学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我们同意没有单一的通向真理的道路，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到底应该是重视超验论证，或者常识和直觉到底该处于多么核心的地位，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然而，这篇文章的写作动力就是，大家都很关心两大学派在常识问题上的分歧，而这里无法进行一个关于大陆哲学的调查。但是，德勒兹对判断力和常识直接有力的攻击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德勒兹的言辞犀利，引用了最启人深思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迄今为止依然造成两大学派分歧的一些不同点。毕竟，如果说大陆学派的核心人物绝大多数都坚持认为，哲学思想不应以常识或其他密切相关的资料为基础，但当今分析学派哲学的核心人物及其在方法论实践中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很多（也许大多数）分析学派哲学家要么明确承认常识的价值，要么就像我如下所说的，通过如概念分析等技术默认常识的价值：他们想用概念分析详细解说大众心理学，揭示特定文化中的语言准则，大量使用思想实验及其作为“直觉之源”的功能，而他们的目的一般是要在我们关于认识论与政治哲学中的直觉和思索判断之间达到“反思均衡”。这些方法通常看重保守地，或者更积极一点说，谦虚地去理解哲学事物，因为要跟特定知识和常识的团体保持一致（如果不是民间智慧，那至少是一个特定的典范的专家团体）。毕竟，纽拉特（Neurath）之筏，也就是认识论最常用的比喻，会被一个特定智力环境中有关理论构造的急切激进的修正思想给撕得四分五裂；如果有人想从头（也就是从第一哲学）开始研究哲学，但并不考虑获取知识的其他领域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样也会摧毁纽拉特之筏。在大海上，一次只能换掉一艘船的一块木板。这种一毫一厘研究哲学的方法并不是大多数大陆学派哲学家认同的哲学的存在价值之一。但是，可以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怀疑大师，他们过度敏感，说些陈词滥调，因此（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会用到常识。我们应该看到，怀疑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人怀疑第一哲学和超验理论，有人怀疑对哲学的理解已经退化成要在一个特定的知识主张或已证实的推理性论断领域内保持一致，这两种怀疑就互为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