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形而上学和对它的克服(
berwindung)的视野来进行阐述的}还不是从存有自身。 写于1937/38 ——马丁·海德格尔 即便被认为是新的哲思方式,这条道路的可见程度以及对它的解说,也是依赖于已经达到的哲思水平的。 这条道路从未被预先意识到,而是始终摇摆不定并一直处于挫折和迷途的包围之中。 但是,探索却一再地被催逼着走上那唯一的道路而且强迫自己迈向不断增长着的明晰性。然而,哲思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知道,在它前面究竟发生着什么。被经验者和被尝试物始终不过是服务于那完全另一种物(das ganz Andere)而已,而这个另一种物也许有一天甚至必定成为“不言而喻之物”。 我至今为止的道路 是通过这些文字展现出来的: 1.1913年,博士论文《心理学主义中的判断学说》①——这是探讨有效性(Geltung)问题的,也就是针对真之物(Wahre)与真理(Wahrheit)的成真(Wahrsein)问题的;是完全受当时主流视角决定的。一种对洛采(Lotze)的不清不楚的偏爱。但是,朝向本质问题即对真实之物的真理性追问的步伐已经迈出;各种尺度都不可靠,特别是对任何一个方向或体系的无条件的依赖遭到拒斥。在问题的选择以及处理的方式上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老师们”的帮助。对此可参见1912年的《文献评论》(J.绍尔主编)中关于逻辑学(Logik)新研究的报告②。 2.1916年,执教资格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学说》③——对范畴的探问作为进入存在论的历史通道;与此相一致的是,对语言的探问。这又是一次独辟蹊径的尝试,借助于新经院哲学,反对经院哲学一直以来的解释,然而,前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既遵从又清除后者,但仍然依赖于后者;这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没有做到对问题的充分掌握。但是现在就已经有了——但仍是尚未克服的——更多的是在问题的背后——与德国唯心主义(黑格尔)第一次争论的尝试,并且这不是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向度上,而是在这样一种视角上:黑格尔——中世纪——亚里士多德。 3.1915年,执教资格演讲《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④——探问了时间和历史。在这背后(参看:邓·司各特的结尾)是对“永恒”和真正存在者(eigentlich Seienden)问题的探讨。——就像探讨“否定”(Negation)和“无”(Nicht)的起源问题一样。 4.这些尝试作为公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尽义务的叙述而已,而且,对于那些尚未被克服并且因缺乏真正的引导而乱成一团的东西,也仅仅展示了少许而已。不过,在这些尝试之后,一个缓慢的澄清过程沿着两个向度开始发生: a)历史的(die geschichtliche)向度——坚决地回溯到希腊哲学,回溯到它的第一个本质的终结的格式塔(Gestalt)——亚里士多德; b)进入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的真正训练。——尽管从一开始占据这儿的哲学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条本己的道路导向了对历史的思考——与狄尔泰的争论以及开始把“生命”看作基本的现实性。 但是通过“现象学”一种行动和提问的可靠性开始进入到工作中,这同时也可以在历史的解释上结出果实。 在1920~1923年间所有曾摸索性地触及的问题,对真理、对范畴、对语言、对时间和历史的追问,都在“人的此在的存在论”(Ontologie des menschlichen Daseins)这一计划中汇聚起来了。然而,我却没有把它设想为一种关于人的问题的“区域性”讨论,而是看作对追问存在者本身所进行的奠基活动——同时也看作是对滥觞于希腊的西方形而上学的争执。 5.1927年,《存在与时间》⑤。在1922~1926年间开始了这项尝试——这是第一条道路,它通过现实的操作尽可能彻底地使存在问题在格式塔(Gestalt)上映入眼帘。这个存在问题虽然在本质上超越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追问方式(Fragestellung),但它同时又回溯到与希腊和西方哲学的争执。(对此请参阅:1936年的“对《存在与时间》的最新注释”⑥) 在这项尝试中还存在着这样的努力,在新开端和新视角中,再一次地使形而上学历史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对自己的尝试而言成为前车之鉴。 可是,在初次论述时,真正“系统性”地讨论时间与存在的那一篇却并不充分,同时,幸亏各种外在的情况(年鉴卷的臃肿)妨碍了这一部分的发表,——本来由于知道这种不充分性就对它不抱太大的信任。这项尝试化为乌有了,但是很快就在1927年夏季学期的讲座⑦ 中以多种历史的路径展开了一个新的开端。 然而——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尽管关于时间与存在的部分是完全不充分的,但最终告诉大家这一点,还是有足够的重要性的。它可以让那种把《存在与时间》看成是单纯关于人的“存在论”的误解以及那种对“基础本体论”的误识不至于走得那么远,就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情况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