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3-0042-07 为了听到塞壬的歌声，又不至于溺亡，奥德赛把自己捆绑在船的桅杆上，用蜡封住水手的耳朵，这样一来，水手既不会受塞壬的魅惑，也听不到奥德赛迷狂时驶向水妖的指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引用荷马史诗中的这段故事，描述“启蒙”与“神话”之间的角力，理性为了认知，铤而走险，它的狡诈在于既满足好奇心，又毫发无损；既不违背契约，又蒙骗对方。②我更关注故事中听觉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淡化“听”觉，以“视”觉为方法逼近真理被看成启蒙的肇始。奥德赛运用理性的狡黠，牢牢固定自己，获得确定性，直视、倾听，但不服从，他的心计将魅惑人心的声音祛魅了。声音不再引向声源与行动，而是转为反思的对象，主体中心的认知替代了对他者的听从和回应。 我们也可以这样阐释：这是启蒙的贡献——人“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脱离自己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③可是启蒙在尚未完成自治和自由的初衷时，便已沾染了自我中心和强力控制一切的习气。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眼中，奥德赛的理性伎俩是代表资产阶级思维原型的“形式主义”和“唯名论”，我以为奥德赛象征一种转化，从对咒语、启示的听从过渡到自我中心，自我指涉，进入到认知内在性的庇护。这同时也是世俗化的隐喻。这里塞壬存亡与否已不重要，因为人以自身主体性为支点、尺度建构自己的世界基底，脱离了与众神的关系。不是神的退场，而是人的离去，使得人与超越性的他者丧失了关联，从而使后者成为神话、历史、异端或无稽之谈。然而以主体为中心并不等于贯彻不断超越的“理性”(Vernunft)，人摆脱了对神的迷信，又进入对有限性的迷信，对平庸的服从。 列维纳斯认为，人的绝对经验不是“去遮”——从自我出发能动地获取无遮的或在遮蔽间闪烁的真理，而是“启示”。基于犹太教的传统，列维纳斯重新考察启示对于当代哲学的批判意义，以应对合理化衍生出的孤独、异化与暴政。本文要分析列维纳斯为何以及如何从自我转向他者，考察启示的能力与无力，试图将启示所暗含的听觉展开为哲思的另一种可能，来均衡统治哲学已久的视觉方式。 一、作为“繁育”的批判 《整体与无限》是列维纳斯的代表作，也是本文处理的关键文本。书名中的“与”既隔离了整体与无限，也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保罗·利科称整体与无限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范畴。“整体”是列维纳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概括，“无限”则是对整体的批判，代表了他自己的关键概念。建立比存在论更古老的伦理学是“无限”的本来意义。列维纳斯的许多著作之间存在重复，《整体与无限》的内部也是如此。 德里达在名为《诀别》的悼词中赞叹这部著作的“繁育力”(La fécondité)，④繁育既意味着一种思想的生殖能力，也意味着它可能甚至必须偏离源头。繁育是列维纳斯的重要概念，它超出“我”、“相同者”、“主体性”或“身份”所能掌控的，斩断“我”这个源头；与他者“合二为一，却创造出多元性”⑤，如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既是自身的延续，又是他者，建立了与不确定的绝对未来与无限时间的关系⑥。任何对文本的阐读也置身于无限之中，既与传统构成关联，又期望收获不同的果实。 海德格尔认为，学术水平取决于对其根本概念的批判能力，之前的存在论都把存在设定为前提，但在考察“存在者”(或译实存)时忽略了更为根本的存在。⑦在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是中性的、非人(称)的，通过理解存在了解“存在者”等于通过认识掌控存在者，以捍卫——试图认识存在的——主体的自由，因而断定海德格尔将自由优先于伦理，此外，“自由来自对存在的服从：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占有人”⑧。列维纳斯批评海德格尔用“非存在”将丰富的“存在者”化约成抽象的“存在”。存在和澄明(Lichtung)不过是“让存在者可以被理解的光(Lumière)”⑨，最终陷于神秘和虚无。他要将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être)与“存在者”(Seiendes/étant)的存在论差异颠倒过来，并把这种颠倒引向无限的运动，引向伦理学。 很明显，列维纳斯置换了海德格尔的概念语义，将存在论意义上的“实存”(也译存在者)换成了伦理关系中的“存在者”，而海德格尔的“实存”“既包含此在的存在，也包含不合此在的内在世界的实存的存在，包括人工产生的作品和自然物，…甚至还有科学发现并对象化的自然”⑩。除此之外，学者对海德格尔哲学是否欠缺伦理学也各执一词。如里德尔(M.Riedel)认为海德格尔在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阐释中说明了他自己的伦理学，他认为，伦理无法通过某个原理或自然、上帝、意志建立的法则与价值得以表达出来，而是与“存在之意义”息息相关，这超越了人类中心的伦理观。(11)列维纳斯难以回避笼统和简化之嫌，但他的批评应当在列维纳斯的哲学语境与目的中进行解读。列维纳斯对意识哲学的批判直指将其推向极致的胡塞尔，他将后者的方法概括为：从我出发朝向对象的意向性在“自我”中心的主体意识中进行对象化认识。列维纳斯认为，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及后来作品中的“所有意向性要么是表象，要么是以表象为基础的”(12)，且过于中性化，缺少能激起渴望的肉身。列维纳斯要把主动的意向性扭转过来，转为倾听启示。尽管如此，胡塞尔的意向性在列维纳斯那里并非全无意义，它有助于“对象的复兴”，现象学的道路中“存在着一种严谨的作风，同时也有一种呼唤，呼唤人们高尚地听取沉默着的事物”(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