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2－0005－07 我们能够严肃对待的所有康德的反对者，至少在这一意义上是康德主义者，即康德总是以一种简直莫名其妙的方式迫使他们去研究康德，至今无人能绕开他。任何想要拥护一种康德哲学类型之外的哲学的人，首先都必须对康德及其留下的痕迹批判一番。在那些因为政府禁止而不能研究康德哲学的地方，如梅特涅（Metternich）侯爵统治的奥地利和19世纪的西班牙，根本搞不好哲学，也未能使任何人受益。康德在哲学讨论中无人可比的独特地位，就是我们一律将哲学史简直划分为“前康德”和“后康德”的原因。 一、康德之“前”和之“后” 近代哲学是在笛卡儿那里以两个要求开始的：成为严格的科学，同时满足启蒙对真理的主观确定性的要求。从此，衡量科学性的标准就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不同，这里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典范，用体系的理想来衡量，也就是说，人们寻求在第一性的、不可置疑的公理和定义的基础上来为知识作完全的奠基。笛卡儿及其追随者通过意识的自我确定性的中介寻求这种第一确定性，以这种方式，作为启蒙工具的批判性反思自身就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当笛卡儿主义者就此必须被启蒙的时候，科学和启蒙的内部平衡就被打破了：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理念”，也即是没有那个承担新建立的大厦之重担的，存在于主体那里的假想的客观性。教科书记载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争论，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比独断论和怀疑论间的选择要明确得多，也就是说后者是真正的两难抉择。如果人们严肃地坚持科学的体系模式——在康德那里别无选择，那么，它的基础就牵涉到，放弃独断论那些无法证明的论断。相反，那些试图以怀疑主义的反问来行启蒙之事的人，不可避免地走向怀疑主义，在这个方面，不仅是科学而且是整个启蒙的规划本身最终就显得毫无根基也毫无用处。康德的独特意义奠定在这样的事实之中，即他清楚地认识到近代科学和启蒙的局势，并指出一条出路，也就是批判的道路，但这条路“还是开放的”。我的论点是，这个局势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很多例子都表明：如果科学不对自身进行启蒙的话，那么启蒙只能因为科学而错失其目标；反过来，如果启蒙远离科学，那么它便会丧失脚下的土地，并不可避免地纠缠于其怀疑论的论证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康德以来所有严肃的哲学家首先都要选择批判道路的原因，也正是其选择离开康德的原因。 康德的前瞻性不仅涉及科学和启蒙的紧张关系，几乎所有的哲学领域，他都设定了新的前提。长久以来，人们看到的是作为科学理论家的康德，现在需要转换一下视角，去关注和尊重作为形而上学家的康德。对他而言，形而上学的问题与科学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涉及的是形而上学，他说，这是他的“命运”，他“喜欢投入的”命运（《一个灵视者之梦》，A115），但他希望形而上学最终作为科学出场。同时他相信，他不能离开形而上学而给出任何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所有体系性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第一原理都必须从自身导出普遍和必然的有效性特征，而如果它单纯是从经验而来的话，这就是不可能的。在“打碎一切的康德”（摩索·门德尔松语），也就是彻底地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康德身后，人们忽视了还有一个自然和道德的批判形而上学的奠基者。这个新形而上学寻求离开与神的关联而存在——这在形而上学传统中是不可想象的思想。当“世界的统治者……在他的血液中漫游”[1](P250)，那么这就该让人质疑形而上学的事情了，因为理性神学关涉的并不是宗教，而是一个保证世界统一性和可知性的机关的存在；所以似乎形而上学只可能在神的视角中存在。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只有在人类的尺度中才可能，也就是说按照人类理性的尺度，对此，“德国唯心主义”（康德不属于此）的系列哲学事件都没能作任何改变。 进而，由他重新确立基础的东西，至少应该列举出来。传统的自然法向理性法的变革，这个由霍布斯引入的变革被康德完全地贯彻了，自此，如果有人将这种超实证的法的问题诉诸自然，那么他就已经落后于康德了。同时，道德理论正是通过他才与自然法学说相分离，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权利问题的合理性基础，从此，我们对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就是在康德的领地上进行。康德尤其是将艺术从完美性（Vollkommenheit）美学的怀抱中解放出来，并为“不再是美的艺术”（nicht meht schoenen）的现代美学开辟了道路，尽管他本人坚持美的艺术理念。人们应该将这些视为哲学探讨过程中的意义重大的创新，并尊重它，但这些都还不能完全地解释康德在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史上的独特地位。 二、现代的经典哲学 我们只有回忆一下，文化的现代性是以何种方式在康德的著作中“发言”的，他的独特地位才变得清楚。李凯尔特就曾在他那本备受重视的书中（于1924年作为康德诞辰200周年的献礼出版）将康德称为“现代文化的哲学家”[2](P141)。我很同意他的说法，我还要加上“经典”一词，把康德称为现代的经典哲学家。我们称之为“经典”的，即是那些并未过时，并且不会轻易地失去其范式性地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无疑是经典哲学家，通过他，我们才知道哲学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实证理论而阅读他，这些早就没有说服力了，而是因为其著作深奥的和不可耗尽的力量，它激发和充实着我们自身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才是哲学中最好的部分。康德说过，“知道应该以合理的方式提出什么问题，这已经是明智与洞见的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证明”（《纯粹理性批判》，B82），并且将这些证据总结为著名的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作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① 在他看来，通过这些问题就可以把握整个哲学的领域。这些是经典的问题，因为在现代的条件下，我们作为哲学的思想者是不能将它们抛弃的；它们是批判道路的路标。与柏拉图不同的是，我们即使不能将康德所主张的东西直接引以为据，他的答案也持续地关涉着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想仅仅做哲学史家的话，我们都是在“康德之后”思考的，这就是说，我们是在他弄清并教会我们尊重的那些条件下进行思考的。所以康德是我们时代的经典哲学家——现代的经典哲学家。 但是，康德并不是时尚意义上的现代哲学家。他的思想并不是“最后的呼喊”，不是最新和最进步的典型，因为现在，某些这种典型在时代条件和科学史的方面已被表明是过时的了。这个现代不是时间顺序意义上的现代，而是指我们的文化在新时代的进程中接纳下来的状况。应该承认康德的时代功绩，现代性对我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在基本原则上的取向意味着什么，这涉及提问的方式，同样涉及其答案的可能性和界限。我们今天可以相对没有争议地给出三个标志着现代文化的结构性特征：彻底的反思、世俗化和多样性，应该注意，在康德那里这三极是如何以一种无矛盾的方式在哲学的内部空间中被贯彻的，这种哲学受时代制约并将其时代纳入思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