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intelligence)是杜威实践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是这种重要性至今还没有被学界所重视，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概念进行详细的论述和研究。这使得人们在释读杜威哲学的时候，容易把其“理智”概念想当然地归结于经验的一种功能，或者简单地等同于大写的理性，从而出现许多偏颇和不清晰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厘清杜威“理智”概念的真实内涵，成为客观地理解杜威哲学的一个关键性环节。而且，笔者认为，杜威在经验世界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理智”与经验、冲动、习惯、思虑以及行为选择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进而突出了“理智”的实践性的德性内蕴，使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智慧”以及“算计”等概念有了一种本质的区别，成为杜威哲学超越传统二元论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传统“理性”概念的困境 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是西方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两次运动。它们用独立的理性这把利剑斩断了宗教神学对于人们的束缚，在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给予人们巨大的冲击，使人们开始相信自己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进而以“理性”的方式而不是神学启示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存在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但是，通过极度弘扬理性而获得的解放并没有使人们和传统本体论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完全决裂，相反，在近代的哲学理论中仍然留有很深的神学观念的痕迹，只不过这个痕迹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近代认识论对传统本体论观念的继承和推崇，亦即杜威所说的：“获得关于终极实体上帝的知识被转化成了获得实体知识可能性的哲学问题。”(Dewey and etc.,p.31)对传统神学本体论批判的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近代哲学家们在现实世界中对那个终极位置的保留，以至于在接受了自然科学成果的同时，还要为价值留有一个超验的余地。出于一种本体论的情结以及对于稳定性和永恒性的偏爱，哲学家们在认可动荡的此岸世界合法性的同时，还力图寻找某种途径以通达那个一劳永逸的彼岸世界。显然，具有绝对权威的“理性”是最佳的选择。正如卡西尔所言，在17世纪的唯理论哲学家们看来，“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和神的头脑里共有的那些真理的王国。因此，我们通过理性所认识的，就是我们在‘上帝’身上直接看到的东西。理性的每一个活动，都使我们确信我们参与了神的本质，并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心智世界、通往超感觉的绝对世界的大门”。（卡西尔，第10-11页）为了确保理性通达终极至善的权威性，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们认为理性还必须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因此它不能和经验世界纠缠不清，更不能受具体的事物左右，必须摆脱包括习惯、情感冲动、经验等非理性因素在内的一切“污染”。由此，理性在近代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那里俨然成为高高在上的神圣主体。 近代对理性的这种理解虽然赋予了理性以权威性和崇高性，从本体论的角度为知识寻找了一个坚固的基础，树立了人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但是从生活世界的角度看，对于理性的这种理解不但对人们的生存进程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矛盾和困境。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对理性先验内涵的过度推崇以及对经验世界、尤其是感性世界的排斥，使思维活动成为超越于具体情境之外的具有抽象性和独立自足性的一种纯粹精神活动，而哲学也退化为一种概念游戏。因此，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近代哲学虽然摆脱了传统神学和万物有灵论的束缚，但同时却陷入宇宙论形而上学而不能自拔，成为“永恒本体”的辩护士。在这种观念中，人的“理智”就不再是这个自然进程的参与者，而成为一个崇高的只追求自我完满而不顾及现实实践行为变化的旁观者；理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分离的内外相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而不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所经验到的那种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关系。与此相应，拥有理性的“人”也不再是实践活动中的核心，而成了“理性”的载体或代理，这为陷入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或“人的本质碎片化”的困境埋下了祸根。 二、经验世界：“理智”生长的土壤 针对传统哲学对理性的这种超验性理解及其引起的各种困境，杜威进行了激烈批判。翻阅杜威的所有著作，可以发现杜威很少使用“理性”(Reason)，而是更多地使用“理智”(intelligence)这个词。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说的那样：“杜威并不怎么喜欢‘理性’这个词（肯定不喜欢带有大写字母‘R’的‘理性’这个词），而更喜欢谈论将理智应用于处理问题。术语的改变表现出对传统哲学的深刻批判。”（普特南，第91页） 杜威对传统理性概念的批判，首先集中于他对理性的超验本质合法性的质疑上。杜威从经验世界对于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真实性存在并不是绝对精神化的：“无论是对于人还是低级的动物来说，生理性的有机体及其结构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进程才去适应或利用物质材料的。”(Dewey,1929,p.23)而人的这种自然性前提决定了他必须不断地与周围世界进行相互作用，必须不断地解决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冲突，以维持自己的存在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平衡性。在这一过程中，单纯依靠自足的精神显然不能满足要求，而且理性也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高高在上的旁观者。此外，就生存进程本身的特质而言，它“首先是与活动相关的经历，而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的客观性结果——它们与未来经验的关系上”。(ibid,p.20)也就是说，人进行生存的本能，要求自己的实践活动必须能够顺利地延伸到未来的实践境遇中去。但是从现实世界的实践进程看，当下的经验与未来的经验和结果并不是绝对统一的，而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可能性。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与环境不断地打交道的过程。但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时空的变化决定了周围世界与生命活动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总表现为一种暂时性。因此人们对于处于变化状态的事物的反应也必须是适时而变的，是充满着冒险性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站在当下经验的基础上去获得某种方式或手段，以合理促进下一步的实践行为，进而有效地处理即将发生的事件、控制自己行为的未来结果的走向，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自然把我们的目光聚集在“反思性理智在经验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上。如果对人的生存实践进程进行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人们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随着各种经验的积累而产生并加强的。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角度来说，只有当人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各种经验性的知识之后，他们才会以此为工具而推断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而为实践行为创造各种条件以改造有问题的实践境遇。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并不是万能的先验理性，而是一个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参与者，“一种需要不断地进行检验的通过习惯而获得的辛勤成果”(Dewey,1922,p.198)。既然人的生存本能使自己在生存实践过程中与经验世界总是保持着一种交互作用，那么在交互作用中所产生的认知活动，就不像传统理性主义认为的那样是外在于自然界的，其结果也不是对先在的概念或规则的一种符合，而是内在于自然界的，是在各种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已有观念在实践活动中的检验、发展和改造。因此，无论是认知的器官还是认知的工具，或是各种实践操作手段，都是发生在自然界以内的事情，“是自然自己不断交互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ibid,1930,p.205)。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真正需要的既不是那个作为高高在上的旁观者的理性，也不是那个只为实践活动提供一个先在的不变的法则或概念的绝对理性，而是“理智”，它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认知活动之中去，并不断地充实自己、检验自己，以便为未来的实践行为进行充分的准备，使行为者在所设定的目标的指引下能够运用各种条件进行实践性的判断，并通过审慎的选择和安排来指引实践活动中的各种操作以应对实践进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所以，杜威认为理智必然“是与判断相关联的；即与为实现结果而对手段所进行的选择和安排相关的，并且是与我们选择什么作为我们的目的相关的”(ibid,p.203)。因而，理智或思维能力的存在根基必然是存在于实践经验之内的，是无数经验文化积累的一种结果，而不是自然或神圣的实体灌输进个体之中的自足能力。由此，理智性思维的价值也就不是体现在对终极至上的真理或善的封闭式推演中，而是体现在“对一种可欲求的未来的思虑中和能够逐渐地使其成为实存的手段的寻求中”(Dewey and etc.,p.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