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6-0021-06 一、on(Being)的问题 当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之时，其实质是什么引起了中国学人的关注，而用怎样的汉译才能得西方哲学的神髓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两个问题的后面隐含着另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应怎样借助西方哲学，并通过与其对话，走向并且形成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哲学。 西方哲学来源于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最核心的范畴是on，这一范畴也成为以后发展着的西方哲学的最核心范畴。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哲学主要就是关于“on”之学（ontology即是on加上logy［逻辑／理论／学］而成，中译为本体论、存在论或第一哲学）。当西方哲学于19世纪末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大举进入中国之时，on是以英文形式Being进入中国的。关于Being之学，中国学人中最先系统翻译西学的严复对之(Being)甚为头痛，以音译（庇因）对之，在意义上，一方面用了Being中“是”的内容，注为“然”、“如”；另一方面借助与之紧密相关的substance，解释为“本质”。至民国时期，中国学人陈康从古希腊哲学和希腊文的根源，并结合中国现代哲学的处境，提出了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潮从西方哲学转向苏联哲学，Being变成了“存在”，并进而变成了统而言之的（客观）“世界”和质而言之的（抽象）“物质”，Being的问题被转化而消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人重新面对西方哲学，Being的问题被再次提出，并在两代学人（叶秀山、汪子嵩、王太庆、杨适、陈村富等及赵敦华、余纪元、王路、王晓朝、张志伟、李晨阳、章雪富等）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言说。而现代以来，西方哲学也从两个方面，讲究精细的分析哲学（如罗素《数学原理》）和讲究人生的存在哲学（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对Being及其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新解，引起了西方哲学对Being的新研究。这样，Being成为中西方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中西学人对Being的关注，其聚焦点是不同的。西方学人主要是在自身的语言之中，想把这一问题搞清楚，而中国学人则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Being的本义是什么，二是用什么样的汉语词汇来翻译Being。 由于西方哲学是世界的主流哲学，世界其他各种哲学要进入这一由西方文化所主导的统一世界之中，必然且必须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和互译，因此，Being的问题成为一个世界哲学的问题。在这一世界性的哲学视野中，该问题主要分为两个系列，一是Being问题所由产生的西方语言区中的Being问题，二是非西方语言区的哲学在与西方哲学进行接触或对话时，面对西方Being问题而产生的问题。在这里，第一个系列主要是理清Being是什么，第二个系列不但要理清Being是什么，还要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怎样把Being正确地表达出来，正是在这一寻找正确表达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特点凸显了出来，同时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自己哲学的特点也会凸显出来。正是在这种由寻找而来的凸显中，新的世界哲学走向形成之途。 目前，中国关于Being的研究基本上凸显了西方哲学的特点，但没有在凸显西方哲学特点的同时把中国哲学的特点凸显出来，而正因为没有从凸显中国哲学特点的角度去寻找Being的表达方式，因此，Being所内蕴的西方哲学的特点也没有真正凸显出来。 虽然中国学术界关于Being的研究尚未进入凸显中国哲学特点的堂奥，但基本上把Being的复杂性呈现了出来。在这里，且先转述一下这种复杂性，再从世界哲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对于世界哲学对话的意义，并试着为进入这一对话提供一个参考路径。 二、从英语的角度看on(Being)的复杂性 中国学人关于on的研究，主要是面对英语这一世界主流语言而进行的。因此，对于on这一具有哲学本体论(ontology)意义的问题，本文先以英文的形式Being来进行讲解。用英文讲解的好处，第一，英语是世界主流语言，用它来讲，更容易理解；第二，英语比希腊语在词形变化上更简单，相对而言更接近词形无变化的中文。有了英文的理解，再进入希腊文就容易了。 人在面对人、物、事，或面对整个世界时，需要作出判断：这是……（什么）？一旦被问的对象（这个什么）得到了正确结论，人就心安理得了。在这一意义上讲，知识都来源于“是什么”之问和对“是什么”之答。“是什么”问得越多，人的视野越宽越深；“是什么”被答得越多，人的知识越广越全。换言之，“是什么”之问与答构成了人的知识历程（哲学的问题也包含于其中，但未得到凸显）。在日常生活和知识领域中，“是什么”的问与答都是具体的：这是一个人，那是一只鸟，这是两棵树，那是三块石头，这是一个国家，那是一面旗帜……而且这些具体的东西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在空间的变化中，这里出现的东西到别处就消失了，而新的东西又出现了。在消失和出现中，那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不同空间中出现的不同的东西的共同点是什么？在时间的变化中，曾经出现的东西消失了，曾经没有的东西出现了，现在出现的东西以后会消失，现在没有的东西以后会出现，在时间的流动变化和事物的生灭出没中，其共同点是什么？这些提问都把问题从常识和知识层面提升到了哲学领域。 在英语中，“是什么”是用to be（是）来表示的，我们要用to be（是）来判断事物，前提是有事物，因而to be同时意味着“有”。Here is a pen（这里有支笔），有物于此，即有物在此，因此，to be就是“在”，The pen is here（这笔在此）。在英语中，to be同时关联着“有”、“在”、“是”。在这三种含义中，“有”是一般地肯定（有物于此），“在”是具体地肯定（此物在此），“是”是对在此之物作一确切判定，这是此物。因此，在英语中，to be不仅表达“有”（物），指出（有物）“在”此，还要指出（正）“是”（此物），更要指出此物为真（是）。正是to be作为有／在／是的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凸显了西方知识体系的特质：第一，西方的知识是以“有”（物）为特征的；第二，西方的知识是以“有”（物）在具体的时空中的（存）“在”为特征的；第三，西方的知识对于“有”物“在”此，重要的是求得此物之“是”，即科学性和真理性定义（这三点构成了与印度知识重“空”的比较，也构成了与中国知识重虚实相生的比较）。具体时空中的具体事物的to be（有／在／是）总是在时间之中的，因此，to be有现在时is（单数）和are（复数）、过去时was（单数）和were（复数）、将来时will be，用以表示现在而有、过去曾有、未来将有的有／在／是。另外，事物存在还有各种复杂的状态，因而要用进行时、完成时等语言形式来予以分别表现。如此等等，都主要与语言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相关。在日常生活和知识层面，to be（有／在／是）总是指向具体的事物，to be总要具体地变成to be something（有某物／某物在／是某物）。而哲学所要求的是一般（不受具体的时空限制）和永恒（不受具体的生灭出没左右），因此，如果说出了to be（有／在／是），而又不说to be所系的something（具体物），就超越了具体的知识，而变成哲学的总概，显示出了哲学的特征。说了to be（有／在／是），但既不化为具体时空中的有／在／是(is/are/was/were/will be)，又不指向具体的物(something)，而只是“to be”（有／在／是）本身，并把to be（有／在／是）变成动名词，将其凝固化、完成化、名词化，成为being，其哲学的提升就成功了。Being是有／在／是，但又不讲有何物，何物在，是何物，而是有本身，在本身，是本身。说是有，又不说有何物，就超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而成为“有”本身（是“有”而不是“无”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说了在，又不说何物在，就超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而成为“在”本身（是“在”而不是“非在”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说了是，又不说是何物，就超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而成了“是”本身（是明晰的而非模糊“是”，是确定的而非不确定的“是”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从to be到being，西方思想完成了从知识到哲学的飞跃；从being到Being，西方哲学完成了哲学本体论的建构。Being这一核心概念显示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第一，对“有”的强调，拒绝了“无”的思路；第二，对“在”的强调，凸显了西方哲学的明晰性和科学性；第三，对“是”的强调，凸突了西方哲学的真理观和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