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0-0078-06 一 就“transzendental”这个词的翻译来说，在汉语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译法，一种是“先验的”，一种是“超越论的”。①就前者而言，这种译法主要出现在对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述的翻译中，尤其是在康德哲学中，这种译法已经相当普遍，邓晓芒、李秋零等康德著作的翻译专家都在这方面保持了一致。就后者而言，这种译法主要出现在现象学哲学的中译中，大约在2005年之前，也就是在王炳文所翻译的胡塞尔晚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②出版之前，大多数现象学研究学者也沿用了对康德哲学的译法，将“transzendental”这个词译为“先验的”。但是随后，“超越论的”这种译法开始流行了起来，尤其是在胡塞尔哲学的翻译中，以倪梁康和王炳文先生为代表的一些现象学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贯彻这种译法。如由王炳文先生于2006年翻译出版的《第一哲学》，由倪梁康先生于2007年翻译出版的《现象学的观念》，都将“transzendental”一词译成了“超越论的”。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庆节先生在翻译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③一书时，亦将“transzendental”一词译成了“超越论的”。显然，“transzendental”这个词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法，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家本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一差异又造成了译者在理解和解释上的差异。因此，我将试图通过向康德哲学和胡塞尔哲学的回溯来厘清“transzendental”这个词的内涵，以便在译名选择上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避免误解和争论。 二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是这样来定义“transzendental”的：“我把一切不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这样一些概念的体系可以叫做先验哲学。④‘先验的’并不意味着某种超越出经验的东西（那将会是‘超越的’），而是某种虽然先于（‘先天的’）经验，但除了使经验成为可能以外还没有得到更进一步规定的东西。”⑤“‘先验的’这个词在我这里从来不是指我们的认识对物的关系说的，而仅仅是指我们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说的。”⑥ 从康德对于“先验的”这个词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它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先验哲学”并不与对象相关，而只与我们认识对象的先天可能之认识方式相关，与我们的认识能力相关；其次，先验的虽然是指先于经验的，就此而言，它也是一种“先天的”，但是，它又不是与经验无关的，它要考察经验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是以哪些先天必然的条件为前提才得以可能的。 据伊索·耿宁(Iso Kern)的研究，“胡塞尔在一篇很可能完成于1908年9月的文章中，区分了康德哲学中两个不同的先验概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胡塞尔在其自己的哲学词汇中采用了‘先验的’这个词。他以如下方式刻画了第一个先验概念”：⑦“在‘先验的⑧问题’这个名目下，在一种意义上十分普遍地涉及‘阐明’客观有效认识之可能性，这种认识作为认识一方面是‘主观的’，而另一方面又切中‘客观的’存在，自在的和独立于主观性的存在；而且还涉及对处于科学之一切基本类型（自然科学、数学、纯粹逻辑学等等）当中的客观有效性之可能性的相应的阐明；就是说阐明处于自然科学形式中的客观有效的认识如何可能，客观有效的几何学如何可能等等。如果人们以关于‘先验的’这种概念为基础，那么这种先验的现象学就是真正的先验的哲学，并且配得上‘先验的’这个名字；因为它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⑨ “为了标明在康德这里先验的问题提法所处的维度”⑩，胡塞尔立即补充道：“康德在主观性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主观性与客观东西之相互关系中，寻找对于通过认识所认识到的客观性之意义的最后规定。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与康德是意见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将‘主观性’规定为并且必须规定为现象学的‘主观性’。”(1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通过客观的或超越的认识在主观性中的可能性问题，通过从主观性的维度，或者说，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互关系的维度出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标明了康德的第一个先验概念。胡塞尔已经逐渐地把被康德所研究过的主观性与现象学意义上的主观性等同了起来。”(12)直到1924年的时候，胡塞尔还为其采用康德的“先验的”概念做了论证，他说：“实际上我采用康德式的‘先验的’这个用语（尽管与康德的基本前提，主导问题和方法相去甚远），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下面这种有充分根据的确信，即康德及其后继者在‘先验的’这个题目下从理论上探究的全部有意义问题，都能归溯到这门新的基础科学（即纯粹现象学）。”(13) 然而，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宣称，他的“先验的”概念所针对的是康德哲学，他明确地限定了“先验的”一词在其哲学中的用法：“我本人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先验的’这个词的，用它来指我前面详细讨论过的一种原初的动机。这是通过笛卡尔赋予一切近代哲学以意义的动机，并且可以说，是试图在所有近代哲学中复苏的，试图获得一种真正的纯粹的任务形式并得到系统发展的动机。这是追溯到一切认识形成的最后源泉的动机，是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动机……这种动机如果发挥作用，就是一种纯粹由这种源泉提供根据的，因此是被最终奠立的普遍哲学的动机。这种源泉的名称就是我自己。这个‘我自己’具有我的全部现实的和可能的认识生活，最终还有我的一般具体的生活，整个先验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我的我——‘自我’对那个起初不言而喻地为它设定的东西——我的心灵——的关系；此外又是围绕这个我和我的意识生活对世界——我所意识到的，我在我自己的认识构成物中认识到它的真正存在的世界——的关系。”(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