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鼎与胡塞尔在直观问题上的思想因缘

      多年前便有感于靳希平的文章①，也想自己写一篇文字来进一步清理沈有鼎与胡塞尔的关系问题。最初还只是想弄懂他们之间的实际师承关系，后来读得多了，便想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关系。当然，后一个“关系”实际上已经不是相互间的关系了，因为它所指的主要是沈有鼎对胡塞尔思想的单向的接受、理解与评判。这两个方面的历史与精神脉络梳理，构成本文的主要内容。它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对某种至关重要的思想境界的领悟和把握。

      一、沈有鼎与胡塞尔师承关系的历史考察

      沈有鼎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而后考取公费留学生留美，在哈佛大学逻辑学家舍弗尔（H.M.Sheffer）与哲学家怀特海（A.M.Whitehead）指导下学习。193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同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次年转至弗莱堡大学。两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②。

      常见沈有鼎在弗莱堡期间受到海德格尔指导的说法，如在《沈有鼎集》的“作者年表”中③，笔者至此还不能确定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一般而言，沈有鼎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联系应当比较少。从研究领域来看，前者偏重于数理逻辑和中国传统逻辑，后者则几乎不讨论以存在者为对象的陈述逻辑、命题逻辑或形式逻辑问题，而是希望返回到存在本身上，返回到逻辑的形而上学开端基础上。这也决定了两者的思想风格差异甚大。很难想象海德格尔在当时能给沈有鼎提供实质性的指导。至少从笔者所见沈有鼎回国后发表的文字来看，他对海德格尔只字未提④，但却十分频繁地讨论胡塞尔，偶尔还提及芬克⑤。按照王浩的回忆，沈有鼎至少还曾于1942年在西南联大开设过一次关于胡塞尔的课程⑥。

      无疑，在研究论题和思想风格上与沈有鼎更为接近的是胡塞尔，而非海德格尔。但当时（1932年）胡塞尔已经退休。因此，如果沈有鼎要想跟随胡塞尔学习和研究，就很可能需要挂在业已（于1928年）接替胡塞尔教席的海德格尔名下。因此可以想象，在沈有鼎的指导教师问题上，海德格尔只是挂其名，胡塞尔才是行其实。从各种迹象看，也包括从沈有鼎回国后的所做与所说来看，沈有鼎实质上是胡塞尔的学生，最多只在名义上是海德格尔的学生。

      对于沈有鼎在弗莱堡期间究竟是亲随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学习，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证据。学界所了解的大都是：有三人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弗莱堡学习或接触过现象学：沈有鼎，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熊伟，归国后先在南京大学、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萧师毅，他在1946年期间曾帮助海德格尔翻译过老子《道德经》中的部分章节⑦，归国后执教于台湾辅仁大学。

      在与耿宁先生合写的“现象学在中国”一文中，笔者曾在一个脚注中说明：

      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较少，而学习西方哲学的则更少。有可能随胡塞尔本人学习过现象学的中国学者仅有一人见诸于文字：捷克的著名现象学家让·帕托契卡（Jan Patoka）在回忆他于1933年与胡塞尔的初次会面时，曾见到胡塞尔家中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他们显然与芬克（E.Fink）早已有学术交往”，而且“芬克以后还谈到他们的精神特性”（参阅：帕托什卡，“Erinnerungen an Husserl”,in:W.Biemel (Hrsg.),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 (ka,Den Haag 1976,S.IX)。可惜帕托什卡因事隔多年已经记不得他们的名字，因此这个中国人是谁还有待考证。

      如果他曾发表过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的文字，那么这个中国人从文章内容上看最有可能是杨人楩，他不仅谙熟胡塞尔现象学的内涵以及现象学运动的较为详细背景资料，而且显然通晓德语。但他的文章发表于1929年，要早于1933年。而从年代上看，这个人则较有可能是倪青原。因为倪青原在四十年代发表的文字也提供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概论和对现象学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的介绍；他甚至还提到了当时未公开发表的胡塞尔对现象学运动之基本评价：“举世汶汶，实鲜知音”，以及如此等等。只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相对封闭状态，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两位作者会在没有去过德国本土的情况下写出这些文字。⑧

      在2007年将此文收入一个文集时，笔者又补加了下面的文字：

      从靳希平先生近年对沈有鼎先生的研究来看，这个中国人最有可能是沈有鼎先生。（参见靳希平：“沈有鼎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笔者补注）⑨

      只要看一下沈有鼎先生1974年8月11日致王浩的信，就会发现这个可能性差不多就是现实性了：沈有鼎在这里明确地表露他与胡塞尔曾有过直接的接触：“不过，当我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象学文献都没有用。也许这只是一种有力的德国表达方式，用来说明他不同意包含在他那学派的成员们的文章中的许多东西。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的外应当暂时忽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⑩——这个说法与倪青原于四十年代提到的“举世汶汶，实鲜知音”的胡塞尔表述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