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5－0032－08 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观念论或唯心论，建立在理智直观基础上的理论化倾向在其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延续并强化了自希腊哲学以来的理论化倾向。虽说他的哲学探索并不完全局限于理论理性，因为“理性批判”在他那里指的是“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普遍价值理性批判”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纯粹理论为导向的关于认识的可能性之探讨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甚至被视为“第一哲学”②。然而，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其灵感源泉的法国现象学，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摆脱这种纯粹理论化倾向。这种情形既得益于德国现象学家海德格尔等人已经开启的情感维度和历史视野，同时也顺应了法国本土哲学所固有的现实情怀和实践取向。法国现象学体现了理论旨趣、伦理诉求、政治关怀、审美情趣等多重内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德国现象学在法国的最重要的初期评介者列维纳斯，批判这种现象学所延续的理论化倾向，从伦理学维度开启了法国现象学的实践转向。 一 斯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明确表示：“列维纳斯思想路程的起点是胡塞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③ 严格地说，列维纳斯起步于引介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他是法国第一位翻译出版胡塞尔作品的人④；他的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1930）是法国第一部研究胡塞尔哲学的著作；他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马丁·海德格尔与存在论》（1932）乃是法国第一篇评介海德格尔哲学的文章。列维纳斯本人承认自己受到了这两位大师的深刻影响，但明显地结合了法国人轻理论、重实践的倾向，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尤其给予他以重要启示。在《整体与无限》德语版“序言”（1987）中，他这样表示：“这本期待并感受到了现象学灵感的书出自于经常接触诸多胡塞尔文本，出自于不停地关注《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也在同时代的思想中忠诚于柏格森的创新工作。柏格森尤其使得现象学大师们的许多实质性的立场得以可能：他通过绵延概念使时间摆脱了对于宇宙学的服从，使思想摆脱了对于空间之物和固体、它们的技术论延伸，甚至还有它的理论固执的迷恋。”⑤ 柏格森哲学所体现的生命关怀和审美情趣无疑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偏好的一种矫正。他主张时间即绵延，而这种非空间化的时间观与胡塞尔的时间观大体一致，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尤其合拍。有学者表示，“柏格森为德国人从胡塞尔向海德格尔过渡准备了条件。”⑥ 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列维纳斯本人的想法：在他眼里，柏格森不仅可以解释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过渡，而且还为法国移植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准备好了土壤。⑦ 列维纳斯敏锐地注意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个人的志趣是不一样的。在胡塞尔那里，人之为人是纯粹意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意识介入到事物之中，相反，世界以明见性的方式被意识建构出来，并因此体现了知识的力量和精神的自由。列维纳斯写道：“一个被给予世界的明见性……乃是自由的积极实现”，也就是说，“理论的优先性在胡塞尔哲学中最终与自由的灵感联系在一起”，“明见性之光是与存在的唯一关联——它把我们设定为存在的起源，设定为自由。”⑧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否认纯粹意识，他关注人的在世存在，人的实存成为寻求存在的优先领域，“胡塞尔的哲学由此根本对立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在后者那里，人从此以后被实存所淹没……人是存在而不仅仅是意识、知识和自由。”⑨ 海德格尔当然关注自由，但并不因此囿于内在意识和超然物外。较之于胡塞尔所迷恋的观念领域或理论王国，列维纳斯无疑更倾向于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在世存在或实存领会。这种取向大体上与法国当时的整个思想氛围相一致。施皮格伯格告诉我们，法国现象学源于列维纳斯、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利科、杜夫海纳等创造性思想家“对于舍勒、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按照这一顺序）的现象学的独特的解释（有时是错误的解释）”⑩。引文中的“按照这一顺序”、“独特的”、“错误的”等字眼非常重要，它们说明了法国哲学的学术取向：淡化理论色彩，转向实践领域。 法国现象学家对德国现象学采取了自由处置或创造性误读的策略，他们最初不注重翻译原典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梅洛-庞蒂说过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对象化这一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感受到的不是接触一种新的哲学而是认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11) 舍勒对情绪和价值的人类学探讨，海德格尔对在世存在或人的历史维度的关注，无疑更切合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列维纳斯等法国哲学家对于具体实存而非理论抽象的关注。正因为如此，在最初引介现象学的时候，法国学界感兴趣的主要不是胡塞尔，他“几乎被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声望超越了”(12)。就算胡塞尔也是人们感兴趣的对象，他也不会受到客观的对待。列维纳斯就曾经表示，他本人并不打算简单地再现胡塞尔的思想，“我们打算像研究和阐述一种活的哲学那样研究和阐述胡塞尔的哲学……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不是仅仅重构我们的作者的论证，因循他的学识结构，而是让我们面对现象学语言所说的相同的‘事情’。”(13) 所以，他的研究并不完全从胡塞尔已经发表的东西或未刊的东西出发。事实上，他最初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理解胡塞尔的思想。他既听了胡塞尔在弗莱堡的最后一期正式授课，同时也听了海德格尔在这里的第一期正式授课。他表示，“我去看胡塞尔，但我发现了海德格尔。”(14) 他发现的其实是《存在与时间》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书中所说的一切都严格地运用了现象学方法，却没有必要回归到构造意识。”(15) 这就表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弱化了胡塞尔对于纯粹意识和理论倾向的迷恋，悄无声息地瓦解了后者的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