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德著作全集》汉译项目竣工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康德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在最初论证《康德著作全集》的汉译项目时,我曾提出,以往康德著作的翻译存在着译本不全、用语过时、英文转译、版本不一、术语混乱等问题。因此,对于康德这样一位思想大师来说,急需根据统一的权威版本、直接从原文翻译《康德著作全集》,为读书界提供一套完整的、可信的康德著作汉译。 《康德著作全集》出齐之后,上述目标可谓已经实现。除此之外,学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赞誉它“为康德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信可读的完整译本”,“必将极大地促进康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媒体的报道中,甚至出现了“奇葩”、“功德”、“不朽”这样的字眼。 这不免让我受宠若惊,而且也确实是一种“过誉”。 首先,在严格的意义上,《康德著作全集》并不是主要为康德研究界翻译的。致力于康德研究的学者,罕有依赖中文译本的。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坚持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的话,那么,《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也就不是给这些学者提供了一个译本,而只不过是提供了一项研究,一项可供对话、讨论、批判的研究成果。且不说它不可能统一对康德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实际上就连统一术语这个最低目标也不可能实现。近年来已经先后出现了康德著作的一些可信的新译本。但康德研究界在术语上的混乱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可以说是加剧了。关于康德的“Erscheinung”、“Sein”、“a priori”、“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等核心概念,研究者们不仅依然各行其是,而且往往爆发激烈的争论。这种混乱不一定就是坏事,因为不同的译名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往往是由于学者们对康德思想有不同的理解。更不用说,在术语的使用上也同样存在着惯性的作用。一个术语一旦约定俗成,由于学界都知道它的含义,则虽然有瑕疵,也依然会被继续使用。举例来说,我在翻译中把康德的重要术语“Erscheinung”由“现象”改译为“显像”,对此,学术版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康德部分的作者陈嘉明先生虽然认为这种改译使康德的这个重要术语“回归本义”,但仍“为照顾到以往的习惯用法”而采取了“现象”的译法。[1](P217)因此,《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在根本上是为更广大的对康德思想感兴趣,但又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足够的能力去阅读康德的原文著作的读者群提供了一个全面接近康德思想的方便渠道。 其次,即便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康德著作全集》汉译的价值也不宜过分的强调,遑论称之为“不朽”了。译作的价值永远依赖于原作的价值,译者的声誉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作者的声誉的一种折射。无论多么好的译作,都终将被新的译作所取代。我虽然也期望自己的译本能够寿命长一些,但它不可能“不朽”。真正不朽的,是康德的著作,是康德的思想。 两百多年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康德思想的研究永远是哲学界的显学。康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不仅持久地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中,几乎都能够发现康德的影子。日本学者安倍能成将康德哲学比喻为蓄水池,前面的水流进它,后面的水从它流出。我国学者贺麟也称康德哲学为“现代哲学的源泉”。当然,享有“哥白尼式革命”之誉的康德哲学的许多具体思想,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较为狭小的学者圈子反复咀嚼的对象。然而,康德哲学的精神却深入到了整个社会,而且直到今天,即便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地说,这就是在他的哲学中所体现的启蒙精神。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时代,启蒙思想给予康德以深刻的影响,而康德则不仅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且对启蒙运动作出了深刻的理论反思,把启蒙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提到启蒙,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18世纪发生在法国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想到伏尔泰等一系列法国思想家的名字。的确,启蒙运动虽然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波及整个欧洲,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启蒙运动却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而且影响也最深远。伏尔泰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和领袖,以至于后人把18世纪称为“伏尔泰的世纪”。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也主要以法国启蒙运动为背景。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却依然充满着传统的教义、非理性、盲目的信念、愚昧和专制,人们依然处在黑暗之中。因此,应当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启蒙”(enlightenment)的本义就是“照亮”。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理性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2](P355)与此同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把迷信、愚昧和成见视为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病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把知识给予人民,以开启民智。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由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历时20年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共35卷,依据经验和理性,力图为读者提供系统的科学知识,并阐明人类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艺的起源和相互关系,堪称法国启蒙运动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