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性情与其山水诗的成因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山水诗歌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研究谢灵运文学创作抑或中国山水诗的发展，探讨其山水诗的成因是很有必要的。

      一

      谢灵运生长在“百年望族”的谢家，由于其祖父谢玄的功业，谢客很早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谢家是一个素重文学之事的世家，加之聪颖的天资，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以谢玄之孙的声望，又有如此资质，谢灵运要求用世、有大作为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正当谢客欲一展宏图之时，也正是晋室极其衰微、刘裕篡夺之心路人皆知之日，然而，身为晋室名臣之后的谢灵运对即将代晋的刘裕并无仇视之意。刘裕伐长安，灵运奉使慰劳刘裕于彭城，作《撰征赋》，又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一诗，居然对尚未代晋作皇帝的刘裕说：“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可见，谢客是不以事二姓为耻的。刘裕代晋之后，采取了抑制豪强的政策，限制士族特权，谢灵运就由公爵降为侯，由原先的食邑二千户降为食邑五百户。朝廷对谢灵运“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对“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又隐然欲绍其祖功业的灵运来说，无疑是极其失望的一件事，因此，他“常怀愤愤”。而灵运又性格倔强，喜好臧否人物。仅从《宋书》本传有限的记载中便可得知，灵运为自己的信口开河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这是一。灵运东还始宁别墅后，“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灵运并不因此有所内疚，“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又以诗讥嘲王琇曰：“邦君难地嶮，旅客易山行。”此其二。会稽太守孟事佛精恳，灵运自以为精通佛典，就嘲讽孟说：“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当在灵运后。”使得孟深恨此言。后来，灵运求朝廷决会稽东郊回踵湖以为田时，孟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守岯崲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遂构仇隙。”孟也因此毫不相让：“因灵运横恣，百姓惊忧，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此其言论构祸者三。

      文帝诛杀徐羡之等人后，征灵运为秘书监，再召不起，后来是光禄大夫范泰写信敦奖灵运之后，他才出任的。究其原因，大概是灵运嫌秘书监一职为清闲文职，不能借此实现他的用世之志。那么，究竟谢灵运有没有才干参时政呢？倘若说灵运平时言论放纵的原因是因为心中有不遇之忿的话，那么，倘若灵运被委以要职，果真能端庄凝重地处理军国之事了么？也未必。我们可以从灵运结交的朋友来考察灵运本身的脾性。

      按《宋书》灵运本传，灵运东还始宁别墅之后，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是灵运族叔谢方明之子。灵运从始宁至会稽探访谢方明时，遇见惠连，一见如故，大相知赏。惠连十岁能属文，与灵运结识后，灵运曾说：“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据说灵运曾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佳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以为如有神助。惠连也善诗赋，其作《雪赋》以高丽见赏于人。而惠连却是方明看不顺眼的儿子。也在这一次，灵运遇何长瑜，当时何长瑜正作方明家西席，教惠连读书，灵运亦以为人物绝伦，对方明说：“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竟载之而去。长瑜曾参临川王义庆幕，也是一位善于嘲讽的文人，曾因言语招过祸，与灵运可谓趣味相投。由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璇之与灵运的相交，可见他们在文学上气味相合，处世上玩世不恭。

      灵运文学上的朋友是如此，政治上的朋友又如何呢？据《宋书》谢灵运本传，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灵运有《庐陵王墓下作》诗：“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冈。眷言怀君子，沈痛切中肠。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举声泣已沥，长叹不成章。”《文选》李善注此诗云：“……后有谗灵运欲立庐陵王，遂迁出之。后知其无罪，追还。至曲阿，过丹阳。文帝问曰：‘自南行来，何所制作？’对曰：‘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兀傲、倔强的灵运毫不讳言对被杀的庐陵王的感情，观其诗，“含凄”、“洒泪”、“沈痛”、“愤懑”、“泣沥”、“长叹”等词，层见叠出，在灵运集中绝无仅有，可见灵运对庐陵王义真之死哀悼之切，也可见素怀用世之志的灵运曾经对义真予以多少的政治上的期望！然而，庐陵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本传：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刘裕平定关中时，年仅十二岁的义真随北征大军进长安。刘裕欲东还，留义真于长安，托付给王修。王修一死，人情离骇，不能统一。此义真少年昏愦者一。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接替义真镇关中，让义真轻兵疾归。而诸将竟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速度缓慢。至时，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恐虏追击人也。今多将辎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骑追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而义真不从。果然虏骑追至，义真之军大败，诸将及府功曹王赐悉被俘虏。幸好义真行在前，故得与数百人奔散，日暮，虏骑不复穷追，义真得以保全性命。此义真刚愎无识者二。高祖崩后，少帝失德，徐羡之等密谋废之，按次第应立义真，但嫌义真轻躁，不能主社稷，奏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羡之使使杀之于徙所，年仅十八。按《宋书》义真本传除详述义真留镇长安及从长安逃归之事外，无一言述及其有经国之才，唯言其“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由此可见，义真轻薄确属无疑。尚未登帝基而轻许人以宰相之职，轻狂也可想见；义真既如此倚重灵运，则灵运欲立义真，也属情理中事。只可惜灵运所期非人，庐陵王义真确实不是能主社稷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