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在我国源远流长，是我国文苑中极富生命力的独特的艺术奇葩。 然而，长期以来，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时至今日，人们对它的看法，仍然有失公允。 我国的正统文人，历来只把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目为嫡派正宗，而将楹联看作小道末技，因此“不齿”、“弗为”。 遍检中国古籍，各类文集、选本、论著，恒河沙数，终无楹联一席；连俚语、谐辞也不如。譬若影响颇巨的刘勰《文心雕龙》，虽专门列出了《文体论》，但在《论文篇》中，只讲了“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等10类，无楹联；在《序笔》篇中，只讲了“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10类，也无楹联。从刘勰的分类上看，他是注意了文学性与应用性的。可是，偏偏对既具文学性又秉应用性的楹联置若罔闻。而他写《文心雕龙》，全文都是用的楹联的最基本形式——对偶。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谜。说穿了，就是他那“正宗”思想在作怪！ 刘勰之后，唐代官修的《艺文类聚》也是讲文体的，凡100卷，48部，引证了唐以前各种文献1431种，文体繁杂不已，却唯独没楹联。到明代，徐师曾编了本《文体明辨》，凡84卷，列出文体127种，也没有楹联。到清代，刘熙载写了本文艺理论专者《艺概》，各“概”皆有论述，就是没有“联概”。清代还有一位自称“于古今文辞行世者，靡不披览”的李光洛，编了本《骈体文钞》，也说是“所收体类俱全”；然而，亦不承认楹联这种最基本的骈体形式。其所谓骈体文，不过选录了前人诗文中的一些对偶句而已。至于清代杨绍和的《楹书偶录》就更费解，名为“楹书”，却根本没涉及楹联，只是作者自己的一本私藏书的书目。 所幸的是，清代道光年间到底出了位有识之士梁章巨。 梁章巨是八闽硕儒，又是一位先后五任江苏巡抚、并兼署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早以史书《三国志旁证》、农书《农候杂占》、文献《枢垣纪略》、笔记《浪迹丛谈》等70余种著作蜚声海内。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要员，对楹联遭受的这种冷遇颇为不平。他质问道：“大贤无不措意于此”，“如苏文忠（苏轼）、真文忠（真德秀）及朱文公（朱熹）撰语，尚有存者”，而为何“见于载籍者寥寥”？继而大声疾呼：“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尘》，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釚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①] 之后，梁章巨一口气编写出了《楹联丛话》、《楹联续话》和《楹联三话》三本书，分门别类地辑录了自五代以来所能搜集到的楹联佳作，并加以点评。今天我们论及楹联，不能不对梁氏的贡献致以深深的敬意！ 诚如梁章巨所言，在我国文苑中，楹联的存在，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你鄙视也罢，否认也罢，它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存在，就有人留意、喜欢。并且，它的越是遭受“正宗”的排斥、压制，它就越能诱发人们的兴致。这种逆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本不鲜见，更何况楹联压根儿就是植根于民间，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的。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民间普通人对楹联的创作与运用，是很难找得到记载的。但就以梁章巨所说的“大贤”论，除他所举的宋代三贤外，宋代其他诸贤对楹联的创作、运用，简直不可胜计。 即如梁章巨自己，也或多或少受了那种正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努力去为楹联争得其应有的地位；也无使正统文人改变固有观念的意图。他编写《楹联丛话》等书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元明以后，作者渐伙，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没，殊可慨惜。……若非辑成一书，恐时过境迁，遂不无碎壁零玑之憾”。[②]因此，他没有对楹联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对楹联的起源、发展、艺术规律以及价值，要么不提，要么妄断。这也给后人带来了一些麻烦。最突出的莫过于“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③]这几成定论。后人每论楹联，皆引此说；并由是派生出楹联是从诗歌中演变而来或是诗歌的一种形式的说法。直到最近几年，这种说法仍然甚嚣尘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有无承继关系？如有，又是怎样承继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国文化史上是早有所争的。我们说楹联是我国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就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其关键在于：它只是汉文化的产物。它的发展、演变及运用，只能限定在汉文化的领域。离开了汉文化的土壤，也就没有了楹联。因此，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有楹联的。如果要列所谓正宗的话，楹联倒还更当之无愧！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审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杂文、谣谚、俚词、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等，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可能有的；而楹联，只有中国，只有中华民族才有！它为什么不能算作正宗呢？从源流上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不尽相同，但总有其自身得以发生、发展的特定原因。比如欧洲文学吧，其本源是神话、是史诗。于是，由神话的想象、史诗的虚夸演化而产生艺术虚构，这就造成了小说与戏剧。因此，欧洲文学理所当然以小说和戏剧为正宗。而我国上古时期虽然不可能没有丰富的神话，但由于文字的障碍，它们未能记录、保存下来。彼时，《尚书·舜典》又竭力鼓吹“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就使得那强烈抒发思想感情，伴随器乐而咏唱的诗歌占了上风。后人把它们称作“诗经”。诗一旦成了“经”，当然，正宗就非它莫属了。接着又因了“文以载道”之说，又将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也目为了正宗。对于与它们同时，甚至更早一些产生、流传，而且更能体现汉文化特色，也同样“言志”、“载道”的联语，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者干脆排斥、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