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孙逊） 在中国古代，小说一直被视为“旁门小道”，不入“九流”的“闲书”，受到轻视、贬低、禁绝等不公正的对待，没能登上正统文学的殿堂。它虽然萌芽很早，却成熟较晚。小说批评作为小说创作、小说欣赏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出于同样的原因，当然也发达得较晚。直到明代中叶以后，它才在长期酝酿、演化的基础上，在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促进下，在通俗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大量涌现的情况下，获得空前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到清中叶、戊戌变法前后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四次勃兴。以李贽、金圣叹、梁启超和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批评家们从各自的时代和立场出发，相继为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而呐喊，不断探索小说的创作规律、小说的特性及小说的社会功能，终于使小说从孔子不语、“君子弗为”（《论语·子张》）的“小道”成为一门专学。小说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并以压倒其它一切文学样式的姿态，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学主流的宝座。 一、明代中叶到明末——小说批评规模化 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我国通俗小说批评，到明代中叶得到了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的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为《水浒传》作序并进行了详细的评点。在他的影响下，焦、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凌蒙初等一大批人，先后积极为通俗小说做序做跋，掀起了小说批评的热潮，出现了中国通俗小说批评的第一次勃兴。明代中叶到明末小说批评的勃兴，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批评理论的积累和当时“四大奇书”等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手工业、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冲击了封建机体，思想界进步人士鼓吹的启蒙思想和小说中反映的新观念、新意识，影响了小说批评家。作为产生很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的李贽及同时和稍后的许多文学家们，自然注意到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生活的通俗小说。他们积极发表见解，出现了比较一致的小说批评理论。明代中叶以前的小说批评家只是把小说作为史的附庸，这与起初小说被视为“稗官野史”的“小道”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提高。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通过对小说的审美功能和传道功能的探讨，通过把小说与经史比较和对小说价值的探讨，把小说的地位抬高到同“六经”、国史一样的高度，小说批评至此形成相当的规模。 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们所认识。他们认为，小说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有更易于传道的特点。 李开先（1520——1568）在谈到《水浒传》时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词谑》）对《水浒传》的艺术价值作了大胆而充分的肯定。汪道昆（1525——1593）更认为《水浒传》“真千秋绝调矣”（《水浒传·序》），认为《水浒传》叙事记人的精湛艺术完全可与《史记》相比。袁宏道（1568——1610）则完全突破了尊经史为正统的观念，提出了更为大胆的看法：“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先生说〈水浒传〉》）这时的批评家们极力肯定《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为小说争得一席之地。 同时，小说的审美功能日益被批评家所认识。他们认为，小说较之“六经”国史更利于传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袁宏道还说，“读书者”，读史“忽忽欲睡”，而一读起小说来则“捧玩不能释手”。汤显祖（1550——1616）在《点校虞初志·序》中对小说也是备加推崇。他认为小说能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因为它“婉缛流丽”，有审美的“真趣”。正因为小说具有通俗、形象的特点和审美的功能，所以它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更具有感染力，因此更易于传道。冯梦龙对这点认识得更透彻，他认为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 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的发现和阐述，成了小说传道主张的理论根据，批评家们抓住这一点而充分肯定小说，以驳斥统治阶级和正统文人轻视小说的谬论。这是批评家们发唱小说传道的又一原因。袁宏道就曾针对有人指责小说家“调脂弄粉，耽恋簪珥”的说法，理直气壮地指出，小说“丽词绮言，种种魂销。暇日抽一卷，佐一觞，其胜三坟五典，秦碑汉篆，何啻万万”（《花阵绮言·题词》）。这种小说传道的理论对后来的小说虽有消极的影响，如小说中出现过多的说教、议论等，但在当时对于抬高小说的地位，推动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的批评家所肯定的小说传道的含义远不只是宣扬封建正统的伦理观、道德观，几乎包括了小说所表现的一切在当时值得宣传的观念，同时也包括了小说家的创作意图、倾向和小说的思想内容、意义、等等。批评家通过对小说传道的内容的阐发，来肯定小说的巨大的社会作用，通过把小说与经史并提，来肯定小说的价值，从而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这是本期小说批评理论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李贽（1527——1602）一生竭力抬高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有明一代文学的代表。世传李贽批评的小说很多，今存主要有容与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袁无涯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云：“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此传之所为发愤矣。”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书，是施耐庵、罗贯中发愤之作，其意图在肯定“忠义”、张扬“忠义”。他说《水浒传》宣扬的是正道，“昔贤比于班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认为《水浒》远超《史记》、《汉书》，进与《左传》齐肩，深得《春秋》之神韵。李贽批评小说的根本思想在于反对时尚的正统思想观念，同谩骂《水浒》“诲盗”的谬论针锋相对，虽然他仍然没有摆脱儒家的道统思想。冯梦龙对他的观点则加以继承和发挥。他指出“小说”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他认为“六经”、典籍，诲人无非为忠孝节义之士，而这一宗旨，小说家完全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