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祖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永丰县）。其高祖钟协祚始徙居湖广竟陵县皂市（今湖北天门市皂市镇）。钟惺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成进士，曾为行人等闲散之官，后为福建提学佥事，丁忧遭人言，家居而卒。他与同邑谭元春并称“钟谭”，同是竟陵派的领袖。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领袖，人们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主张相同相近的会加以赞扬，主张相反相远的会加以批评。然而钟惺的遭遇却令人深思：尊之者称之为一代文宗，贬之者则说他是鬼趣诗妖，甚至是亡国之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贬斥之说似乎是主流，但赞赏竟陵派与钟惺的人也不在少数。必须指出，与钟惺隔时已久的批评者，特别是乾嘉以后的批评者，大都以耳代目，并未认真研读过钟惺及竟陵派的著作。遗憾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学史家似乎也是凭二手材料作的结论[①]。最近出版的两部明代诗选，一部与沈德潜《明诗别裁》一样，不收钟惺一字；另一部则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相类，仅从钟惺的《江行俳体》中选取了一首[②]。当然，这两部诗集的编选者各有其理由，但他们的去取实际体现了对钟惺及竟陵派的忽视。这一忽视说明至今许多人对钟惺及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这或许是我们这篇文章不得不写的一个理由。 一 文学艺术总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这里既有社会风尚的变化，也有社会思潮的变化，就语言艺术来讲，还有语言本身的变化。中国古典诗歌在盛唐完成了以平仄为中心的格律化（所谓近体诗）以后，随着语言的变化而有词曲的勃兴。但高踞文坛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诗——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言志以及应酬的主要工具还只能是诗。对于唐以后的诗人来说，唐诗既是继承的榜样，也是难以摆脱的影子，这在明朝的诗坛上是极为明显的。自称在校定四库时“所见不下数千家”诗集的纪昀，他说明诗：“至嘉隆七子时变无可变，于是转而复古。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模拟形似可以骇俗目，而不可以炫真识。于是公安、竟陵乘机别出，幺弦侧调，纤诡相矜。风雅遗音，迨明季而扫地焉。论者谓，王（世贞）李（攀龙）之派，有拟议而无变化，故尘饭土羹；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钟（惺）谭（元春），有变化而无拟议，故缅规破矩。”（《纪文达遗集·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纪氏对公安竟陵的评价尽管带有传统的偏见和不准确，但他还是注意到了他们的创新。钟惺的同年好友，也是他后来最严厉的批评者钱谦益是这样描写万历中年的诗坛：“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于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所谓盛唐风调就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王世贞的乡人徐学谟就说：“近来作者，缀成数十艳语，如黄金白雪，紫“气中原，居庸碣石之类，不顾本题应否，强以窜入，专愚聋瞽。自以为前无古人。小儿效颦，引为同调；南北传染，中做疬风，诗道几绝。”（转引自《四库总目提要》）另一位李攀龙的同乡于慎行也说：“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他们“大者模拟篇章，小者剽剥字句……形腴神索。”（见《谷城山馆文集》）连七子的乡人都如此厌恶他们的诗风，可见这种诗风是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公安袁氏兄弟起而矫之，给了这种诗风以沉重的打击。而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的兴起，更形成取代之势。 早在万历二十九年，还是秀才的钟惺就对同乡诗人魏象先说：“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说：“近日尸祝济南诸公，亲尽且祧。稍能自出其语，辄诧奇险：‘自我作祖，前古所无。’而不知已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见大历前语多，长庆后语少。忘其偶合，以为独创。然其人实可与言诗。”这里钟惺明确地表示了他对七子诗风的不满，而在对公安派“实可与言诗”的赞扬中也流露了一些微异。万历三十二年，钟惺第一次与谭元春相见。此后在给谭元春诗集作的序《简远堂近诗序》中，钟惺正面提出了他的诗学主张：“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静，秽则否；其境喜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这就需要加强修养学习。否则就会“欲以明厚而反薄”。钟惺的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诗歌艺术的非功利性的看法。所谓清、静，就是要远离世俗污秽，保持诗人心灵的清静；所谓幽、淡，就是要保持诗人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自然；所谓逸、旷，则强调了诗人心灵的自由，他既不受世俗的干扰，也不会拘泥于什么声调、体裁、气象、格力而蹈人陈言。实际上，“简远”二字，也是他诗风的象征之一[③]。而在《与王稚恭兄弟》的信中，钟惺表明了他虽然赞同公安派的革新，但对公安末流的鄙俚无文则明确反对。他尖锐地抨击公安派的骁将江盈科说：“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这里强调的是，要想有中郎创新的诗文，必须要有中郎独具的才情。所以这种胜过七子“假初、盛”的诗文是“不可多得”的。钟惺警告道：“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绞，遍满世界，何待异日？”钟惺的这些言论，说明了他与公安派的异同，也表明了独立的竟陵派的诞生。其后他与谭元春评选的《古唐诗归》更是“纸贵一时”（朱彝尊《明诗综》），当时的读书人几乎是“家置一编”（钱谦益《列朝诗集》）。竟陵派从此风行全国，其流风余韵直至清初而未熄。 二 评论钟惺风格影响最大的当数钱谦益的“深幽孤峭”四字。就此四字的本义来讲，应该说是差不多的。钟惺的诗文，有的清新，有的秀美，但更多的却是荒寒淡远，幽邃朦胧，有时不免奇险涩口，难以断句。他的一些诗句也曾被人传诵。如袁枚与杨际昌这两位自称不喜钟惺诗者都曾称赞过“子侄渐亲知老至，江山无故觉愁生”这一联诗。至于喜好钟诗者，那赞赏就更多了。陆次云评钟惺《八月初六夜归联句》说：“‘枕上片时清梦，行尽江南数千里’，不若‘须臾故国身’更觉简明。”的确，简洁幽远本是钟惺的追求。《诗持·一集》郑日奎的《竟陵诗》云：“诗境本灵旷，性情之所缘。所以古作者，言无枝叶繁。竟陵知其要，孤往成幽专。遂令楮墨间，如有真气存。低头恣检阅，举首见明月。寒光一片秋，知从何处发？”郑诗所说的“幽光”、“真气”，或者形象地描述为“寒光一片秋”，确实是钟诗的意境之一。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巴东江峡是“霜落寒流外，烟生远映边”（《十五夜月》）；他诗中的运河秋色是“细火沾林露，遥钟过浦霜”（《舟晚》）；他《早冬游摄山》是“空林行有得，静夜坐方知”；他在《碧云寺早起》见到的是“行经绝涧数花落，坐见半山孤鸟翻”。诗中的寒、细、空、静、孤等字正体现其兴味。他在《月夜过胡彭举》中说：“素心朝夕近，僻径往来清。”诗人的“素心”是与幽静的“僻径”相通的。钟惺的另一句诗“寒吟抱影微”（《访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日暮》），也正是诗人的自画像。清人程正揆说：“竟陵诗淡远又淡远，以至于无……每见断草荒岩，孤城古渡，辄令人作竟陵诗想。”《清溪遗稿》这种诗风在画坛上很推崇。恽恪评价说他远远超过李长蘅等人，又说：“笔墨精微，造化所极，本未易知，操觚之士，终身从事于此而不知其要妙者皆是也；伯敬盖得之于诗，从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笔辄有会心”（《瓯香馆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