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文选集注》，保存了大量我国今日古籍不见的文献资料。其中骚类残卷，用以校读《文选》各家善本骚类及《楚辞》，倍觉珍贵，可补宋、明刻本之不足，得正历来旧本之衍、误。书中保存的隋唐人关于《楚辞》的音读、训诂、考异，可以补充和丰富我们对于隋唐时期楚辞研究的认识和了解，这在今日隋唐楚辞研究资料甚少的情况下，尤有意义。 关键词 《文选集注》 楚辞研究 校勘 训诂 楚音 一、《文选集注》骚类残卷的内容 《文选集注》百二十卷，撰人不详。据日本京都大学影印本编纂者称存平安朝之钞本一部，藏于金泽寺，并疑为日邦先贤修述。1918年，罗振玉先生影印所得者十六卷入《嘉草轩丛书》，其序云：“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于讳，多避唐高祖、太宗、高宗之名，其注除集李善外，尚有《钞》、《音决》、五臣、陆善经诸说，又有“今案”字样，知其书当出于中唐以后。又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著录之日本古钞卷子无注三十卷本《文选》，谓其“标记、旁注及背记所引有陆善经、善本、五臣本、《音决》、《钞》、《集注》诸书及‘今案’云云。考字体墨光，当是五百许年前钞本”[1]。 杨守敬谓无注卷子本《文选》，“相其纸质，当在元、明间”，由此，知集注成书必在其前。然此书浩博，疑非出自一家之手，故注文之间多不相应。如是书于卷六十三《离骚》序下，有“今案”一条云：“此篇至《招隐》篇，《钞》脱也，五家有目而无书”。案：此书《离骚》均无《钞》与“五家”注语，《招魂》《招隐》二篇虽无《钞》语，而五臣之注却屡见不鲜。其先后纂补之迹，宛然可见（另有专文）。 《集注》一书卷帙虽多，于今所存甚寡。其骚类仅存《离骚》残卷，起“序”至“恐导言之不固”，为卷六十三，题为“骚一”，又存《招魂》、《招隐士》两篇，为卷六十六，题为“骚四”。是知《集注》分骚为四卷，其中独自分《离骚》为六十三、六十四两卷。其序有云：“自‘时混浊而嫉贤兮’以后为卷十四。”按《集注》《离骚》“时混浊而嫉贤”句以前题为“文选卷第六十三”，即知此“十四”前脱“六”字。通行本《文选》骚分上、下，骚上包括《离骚》、《九歌》四首，骚下包括《九歌》二首、《九章》一首、《卜居》、《渔父》、《九辩》、《招魂》、《招隐士》。今《集注》中《离骚》一篇既分为六十三、六十四两卷，而《招魂》、《招隐士》又题为第六十六卷，则知第六十五卷包括《九歌》至《九辩》数篇。此又知《集注》分卷与众家不同，亦非有人所云“盖分李善注本一卷为二卷”。 《文选集注》骚类虽为残卷，却保留了不少有关《楚辞》的旧注遗说，其中除公孙罗《音决》、陆善经注语，又引述骞公、萧该、曹宪诸家音切，如： 《离骚》：“愿竢时乎吾将刈”， 《音决》：“列（案当为‘刈’），骞上人鱼再反。”又“汤禹严（俨）而祗敬兮”，《音决》：“严，骞上人鱼检反。”又“路曼曼其修远兮”，《音决》：“曼，音万，萧武半反。” 《招魂》：“身服义而未沫”，《音决》：“沫，亡背反。萧音亡盖反。”又“藂菅是食些”，《音决》：“藂，在东反，曹音邹，通。”又“其身若牛些”，《音决》：“牛，曹合口呼谋。” 《招隐士》：“偃蹇连卷兮枝相缭”，《音决》：“缭，居虬反。萧音料。”又“薠草靃靡”，《音决》：“蘋，音频。案此即《字林》所谓‘青薠草’者也。萧、骞诸音咸以为蘋，音烦，非。”[2] 以上诸家音切，足补文献之阙，而为《楚辞》音读提供参考。残卷又存古注，虽一鳞半瓜，却也弥足珍贵。如《集注》卷六十三《离骚》序末尾一段注文：“注曰：媲，匹也，普计反。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案：此“媲”字，乃骚序中“以媲于君”句中字，其注语，决非出自王逸，出自唐人或唐以后不能知。《集注》所引唐人诸家，均明言何本，此未注明。又《招魂》“敦脄血拇”，今各本王逸注：“脄，背也。”《集注》陆善经曰：“王逸曰：脄，夹脊肉也。”又知唐人所见《楚辞》王注，有不同于今日所通行者。因此，《集注》对于《楚辞》研究也就具有不少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隋唐时的楚辞研究本不兴盛，文献亦少。诸家旧说，至今以此《集注》保存为多。虽非专书，但材料可贵。特别是《音决》引骞公旧音，虽仅数条，不独能佐证《隋志》之说，对存世的敦煌《楚辞音》残卷亦有资证。《隋志》载骞公《楚辞音》一卷，今存敦煌写本残卷八十四行，皆《离骚》之注。有学者题只《离骚》一卷，如游国恩先生《楚辞讲录》说：“据《隋书·经籍志》，骞公之音，虽称《楚辞》，仅有一卷，似乎只是音注《离骚》一篇，而非《楚辞》全书。”[3]今有《 集注》中《音决》引骞公音切，尚有《招隐士》，可知《楚辞音》虽为一卷，实涵《楚辞》全书。 至于书中旧注曾言《离骚》、《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作，则又知其时有怀疑《离骚》等序为王逸所作之说。因之《音决》案云：“序不入、或并录后序者皆非。”这里的不入之序或指《离骚》序，后序指《九歌》、《九章》等序，因有所疑，《集注》案语者才会有感而发。寻《楚辞》中称王逸序者，常与注文内容不统一。比如，传为王逸的《九歌》序，皆言《九歌》《九章》乃屈原放逐江南作，时在顷襄之世。《离骚序》亦明言：“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又《史记》也言“顷襄王怒而迁之。”王逸注文却言其为怀王之时。如《湘君》：“横大江兮扬灵”，王逸注曰：“冀能感怀王，使己还也。”《山鬼》：“岁既晏兮孰华予”，王注：“言己宿留怀王，冀其还也。”又《哀郢》：“方仲春而东迁，”王逸注云：“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这些矛盾，自然会使人怀疑它们是否出自一家之说。这些明显的事实，虽为《集注》的编者否定，但却为我们最早地保留了这桩学术公案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