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辨伪，可以追溯到汉代，班固《汉志·诸子略》中有关小说家的注语及王充《论衡》中的有关文字为其雏型；由于时代关系，自三国至隋唐，除中晚唐外，小说辨伪几成空白；到了宋代，小说辨伪得到发展，陈振孙、洪迈、晁公武等人堪称辨伪大家；明人基本上继承了宋人的学问方法，使明代的辨证学术沿宋人之路继续发展，如以胡应麟之功绩，当推古代小说辨伪史上第一人；清代的学术辨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小说辨伪也在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以旁征博引见长，使古代小说有了一次集大成的辨证工作。 小说辨伪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汉代。《史记》中就透露了司马迁关于小说辨伪的思想。司马迁当汉武帝时代，眼见异说纷纭，古事沦没，于是发愤著书，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考信于六艺”，即先拿一种比较可信的书籍作标准，来辨别伪书。所以他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述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敢肯定的不录入正史，态度是严肃的。正式辨证小说的是班固及其《汉志·诸子略》小说家的注语。班固所列小说家15家，至隋时已全佚。鲁迅以为：“惟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古而悠缪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班固的注，实多为辨伪而发。据此注，班固的辨伪方法，大约可概括为三种：（1）从时序差别推断，如《文子》9篇，班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 而称周平王间，似依托者也。”（2）从文体语言风格上辨证， 如《伊尹说》27篇，班注云：“其言浅薄，似依托也。”《务成子》11篇，班注云：“称尧问，非古语。”《天乙》3篇，班注云：“天乙谓汤， 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40篇，班注云：“迂诞依托。”（3）从源流上考证，如《鬻子说》19篇，注云：“后世所加。 ”《师旷》6篇，注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两汉之际的古今文经学之争，是当时学术界的大事，也属于辨证的范畴，但由于小说的地位低下，不在这些辨伪学家的视野之中。与班固同时的王充，是当时最富有怀疑精神的学者，其《论衡》旁征博引，释异同、正嫌疑，为古代辨证学总籍的嚆矢，但于小说，他仅仅论及《山海经》而己。 自三国至隋，一般学者都注重玄远，崇尚辞章和清谈。时人于古籍，如王弼既注《老子》，也注《周易》，“穿凿附会，作为幌子”（胡小石《魏晋文学》）的较多，于古籍的辨证却不甚重视。相应地，续缀古籍与托名作伪以售己意者不乏其人，又加上元嘉之乱，典籍散佚，后起者征集逸书，促成了作伪的风气，平添了几种伪书。《隋志》所录许多汉人小说，即为此时人伪作。同时，儒家思想的淡化也使儒家传统的辨证精神随之张弛，这一时期辨伪学的重心，转移到佛家对于佛典的辨证上去了。除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属于辨伪学范畴和郭象怀疑《庄子》外篇杂篇以外，传统学术没有别的什么辨伪成果，因而也更谈不上小说的辨伪。初盛唐时代，民族精神焕发，时代发展不格古人，是富于开拓和创造的时代，人们关注于诗文创作，利用古书也志在引用，较少关心真伪，因为只讲求有用无用，不讲求孰真孰假，于辨证伪书无暇顾及。除了武周时刘知几《史通》对一些经书的怀疑外，辨证学术与六朝格局基本无异。中唐以后，由盛世渐转衰落，古史古籍才受到回顾与关注。这一时期的辨伪大家为柳宗元，他对子书的怀疑，已不是简单地断定为伪否，而是从思想发展的线索上辨证，其对辨伪方法进步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宋代积贫积弱，既无两汉盛大气象，又乏盛唐精神风貌。但他们的学问方法，却与汉人的墨守师传家规相反，同时深受印度学术尤其是禅宗精神的鼓舞，敢于注重自己，大胆怀疑古代一切遗留，辨证学术由此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小说的辨伪也因之沾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宋的辨伪大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人，用心于考辨经史，已开一代辨伪学风气。到了南宋，辨伪大家诸如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高似孙、晁公武、黄震、陈振孙、王应麟等，尽管他们的辨伪重点仍不在小说，但学术风气的推动，也产生了陈振孙、洪迈、晁公武等人的小说辨伪成就，使古小说的辨伪在继班固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后，走向一个新的高峰。 清《四库》馆臣以为，宋“晁、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宋代四大部书目之一，但其考证辨伪，多汇集剿袭前人成说，虽对部分小说真伪间有至论，但总的辨伪成就不及陈振孙。《四库提要·直斋书录解题提要》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陈振孙于古小说辨伪，既能吸取前人的辨证成果，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除了考案传统史志书目而外，如下三个方面即很有特色。（1）从史传人事上考辨。首先考辨史传中有无此作者， 如《赵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隋唐两《志》俱不载，陈振孙曰：“玄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见。或曰伪书也。”其次考辨作者本传中有无此作，如《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陈振孙曰：“二书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辞，末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谓明矣！”班固已指出东方朔因“奇言怪语”而使“朔书多出附会”的现象，有不少古代小说作品往往堆砌累积于形迹著作相近的名人，伪托以行世，班固以后的学者即据此而形成一种辨伪的方法，陈振孙就用此法，并将《神异经》首次改隶小说家类。又如《西京杂记》，陈振孙曰：“称葛洪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刘子骏书百卷，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杂录汉事，未及而亡。试以此书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少异同耳。固所遗不过二万余言，今抄出为二卷，以裨《汉书》之阙’。案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著书几五百卷，本传俱载其目，不闻有此书。而向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设不著也。殆有可疑者，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从事理上推断葛洪的刘歆作说法不成立，而且更以葛洪传中不著录而推断非葛洪所作。（2）审核作品内容以辨真伪。如关于《山海经》的辨证，颜之推《颜氏家训》曰：“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缺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在司马迁的怀疑之后，颜氏第一个提出“后人所羼”，啖助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春秋集传纂例》）啖助指出了古书由口传到著书过程中产生的著作体例而造成真伪相杂的原因，所谓“后之学者”，“以祖师之目题之”。古代学术为天下公器，“故古人之著作，皆不署名，凡诗文、书画、篆刻、词曲之在萌芽时期，莫不皆然。又况六国以前之六艺九流乎？颜氏云‘后人羼入’，余谓非有意羼入也，直是读古人书时，有所题识，如今人之批书眉。传钞者以其有所发明，遂从而抄入之，不问其何人之笔尔。……凡古书有后人续入者，以历史、地理书为多，议论文则少见，盖实用与空论之别耳”（《〈山海经〉辨证》）。确有不少古代小说是“以祖师之目题之”而累代叠加造成真伪相羼的，如《异闻集》，题唐陈翰编，陈振孙曰：“唐末人，见《唐志》，而第七卷所载王魁乃本朝事，当是后人剿入之耳。”他对古代小说作品往往以类赋事、踵事增华、随时附益剿入的情况，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所以“学术公器”的情况也是据以辨伪的一个根据。陈振孙辨证《山海经》，实际上也是以此出发审核作品内容，指出“尤《跋》明其非禹伯益所作，而以为先秦古书无疑，然莫能明其何人也。洪庆善补注《楚辞》，引《山海经》、《淮南子》以释《天问》，而朱晦翁则曰：‘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天问》而作。’此可破千载之惑”。赞同尤袤、朱熹二人的说法。明胡应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此书为“战国好奇之士”杂录诸书以成。今人考证《山海经》与《天问》成书起因都是根据图画而来的说法，也是从陈振孙这一思路发展而来的。（3）从语言风格上辨证。如《云仙散录》， 陈振孙曰：“称唐金城冯贽撰，天复元年叙。冯贽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蓄异书，撮其异说。而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且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东坡《杜诗注》之类。然则所谓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无有也。亦可谓枉用其心者矣。”先从流传上检寻为“古今所不闻”，又从语言风格上断定其并无“撮其异说”的痕迹。又如题为宋初陶谷所撰的《清异录》，陈振孙曰：“语不类国初人，假托也。”陈振孙之外，宋代的洪迈也是个著名的大学问家，他于小说辨证用力不多，但所涉及之处却能细密论证，如《开元天宝遗事》，旧题五代王仁裕撰，洪迈以为是假托，指摘其舛谬者四事：一为姚崇在武后时已为宰相，而云“元振少时，宰相张嘉贞纳为婿”；一为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始得官，而云“九龄不肯及其门”；一为苏颋为宰相时张九龄尚未达，而云“九龄览其文卷，称为文阵雄师”（《容斋随笔》）。总的说来，以陈振孙为代表的宋代辨伪学家，对许多古代小说的真伪发生怀疑并予以辨证，虽然其辨伪成果不是很大，理论建树也嫌不足，但他们的涉及面之广、工作之细致，仍使宋代的古小说辨伪学术蔚为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