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性灵派以袁枚为主将，赵翼为副将，孙原湘、张问陶、 何士颙、舒位等著名诗人及众多男性弟子为主力。 此外有两支偏师：一支是由席佩兰等四十余位才女组成的女弟子诗人群体；一支则是由袁树、袁棠等袁枚之兄弟姐妹及亲属构成的袁氏家族诗人群体。女弟子诗人群体笔者已另有系列论文论述。（见《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 期、《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5期、《文史知识》1994年第7期、《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等）关于袁氏家族诗人，可从男性诗人与女性诗人的角度评价。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诗人，其主要成员皆于袁枚身边生活过，深受袁枚性灵说与性灵诗的影响，其作品亦不同程度的具备性灵诗的审美特征。女性诗人评介可参阅拙文《性灵派女诗人“袁家三妹”》（《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 本文专论以袁树、胡书巢为代表的袁氏家族男性诗人的功过。 性灵派的“罪人”——袁树 袁树史书无传。今据袁枚《随园诗话》及袁树《红豆村人诗稿》等，知其为袁枚堂弟，字豆村，号香亭，小袁枚14岁，当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年不详，当在乾隆六十年（1795）66岁之后。袁树祖籍钱塘（今杭州），生于桂林，时其父袁鸿在广西巡抚金鉷府中任幕僚。袁鸿于桂林亡故时，袁树仅10岁。乾隆九年（1744），袁枚归葬叔父袁鸿于杭州，时袁树15岁，藉此返乡。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辞官，袁树乃从袁枚于随园读书学诗。次年举秀才。袁树因家境贫寒，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几经挫折，终于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历任正阳（今属河南）、 霍丘（今属安徽）等地知县， 大约乾隆五十年（1787）任端州（治所今广东肇庆）太守，不久“以前任霍丘事镌级”（袁枚诗题语），乃解组归。家居八年，乾隆六十年（1795）再赴广东任职。于袁氏兄弟中，袁树与袁枚情谊最深，对袁枚亦最为崇拜。乾隆三十九年（1774）袁树将其子过继给当时无子的袁枚，名通，这更密切了二人关系。袁树辞官居南京寓园，取“随寓而安”（《寓园》诗序）之义，距袁枚随园仅有二里许，兄弟之间相互往还；二人诗集中唱和之什甚多：皆可见堂兄弟感情之深笃。 袁树不乏才情，既能诗，亦善画。其《红豆村人诗稿》十四卷，内收乾隆十四年（1749）至五十九年（1794）编年诗一千余首，数量之多于袁氏家族诗人中堪称首位。其诗学乃兄袁枚，陆建称为“群呼小苏，神似大苏”，“满纸风华，大抵性灵相近。”（《红豆村人诗稿》序）袁枚亦赞道：“香亭弟偶吟，往往如吾意所欲出，不愧吾家阿连也。”（《随园诗话》卷七）但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又云：“香亭风味学家兄，宋氏郊、祁各性情。”此评颇耐人寻味。袁树诗之“风味”虽然与袁枚相近，但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却有不同。袁树诗歌创作固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其失误亦甚严重：一是丧失了袁枚性灵诗的讽谕意识、批判精神，二是将袁枚性灵诗纤佻之风推向了极端。性灵派走向衰亡，袁树是一关键人物。从这一角度而言袁树是性灵派之“罪人”。 袁树不是诗论家，没有诗话、诗序等论著。但其诗集中偶有片言只语，亦可略窥其诗学追求。作为性灵派诗人，袁树自然要标举性灵：“画境如诗写性灵，最难健笔出娉婷。”（《题女史何仙裳云山水画册》）此虽论画，但亦明确揭橥“诗写性灵”之旨。又云：“天机自鼓荡，枨触皆性灵。”（《独酌谣》）评陶怡云诗亦以性灵为标准：“近接南丰香一瓣，也应占得性灵多。”（《题陶怡云诗集》）其所谓性灵，指人之灵机与真情，与袁枚性灵说主旨同出一辙。其《和书巢原韵六首》称“吟咏到真率，性情乃见焉”，即指真性情；又云“句自无心得便工”（《雨霁》），则偏重诗人之灵机，诗人无须刻意吟咏，诗句天然而成。此外，又向往创新，强调“诗好总宜新”（《春暮偃息耦巢……》、“强将诗调翻新格”（《自遣》），讥讽“摹棱非好手”（《和书巢原韵六首》），其矛头所向亦是袁枚所批评的拟古格调派。于诗的风格，袁树倡导“诗因淡入神”（《腊月二十八日立春》），淡即冲淡、平和，所谓“锋芒敛全无”（《雪窗遣兴》）。崇尚诗之淡，与其“自率逍遥性，耻为名利贪”（《踟蹰行九首》）的闲散个性以以及“诗兴自闲生”（《寄陈文水孝廉并令弟青波》）的闲适生活环境、心境相关。鉴于此，袁树于前代诗人赞赏宋人范成大“石湖老去诗尤淡”（《夏日书怀》），更瓣香唐人白居易，所谓“翻阅《长庆集》千篇，晚岁心情慕乐天”（《读〈长庆集〉漫成》），即心仪于白居易闲适诗之冲淡，又誉“其官不高诗易解”（同上），欣赏白诗之通俗平易。综上简述，可见袁树的诗学观点与袁枚性灵说的要旨是桴鼓相应的。这在其创作实践中亦有体现。 人之性情多种多样，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亦有深浅。袁树诗之性情，基本上未超出其个人“一身升沉”（《放歌行》）的忧乐，很少心系社稷苍生的内容。与其所追慕的白居易之讽谕诗忧国忧民之情自不可同日而语，与乃兄袁枚批判社会、关心民瘼之性灵诗亦无法比拟。 胡书巢称袁树早年因“省试不利”，“忽忽不乐”，“凡其胸中幽愁忧思勃郁不得遂之事，皆一一发之于诗”。（《〈红豆村人诗稿〉序》）其“幽愁忧思”正是一己之哀怨。青年袁树亦曾有“弱冠事柔翰，意气横古今，掉臂挥八极，扣骨期千金”（《得第书怀寄家兄存斋》之志向，渴望早日成为仕途中人。但长年科场失利，志向难酬，逐渐“壮志消都尽”（《己酉消夏吟》），而转向消沉颓丧，流露出人生苦短的焦虑与感伤。此即其“幽愁忧思”之思想内涵。典型的有《下第》二首，写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省试失利之后。二诗不仅抒写了“簪花事又虚”之“惆怅”，以及“羞看僮仆苍凉色，怕读亲朋慰藉书”之颓丧，更突出表现了“江湖千里飘蓬客，赢得三年一返庐”、“三载从头再相待，少年能得几时春”的人生苦短、时不我待的人生空虚之感。这种涵义的幽愁忧思早在此前四五年所写的古体诗《放歌行》中已露端倪，所谓“日月两奔马，今古一飘蓬”、“神农难觅不死药，人生修短原未殊”，所谓“春色才暮风忽秋，一瞬荣枯万古愁。心犹少壮颜已老，农人种粟贾人收。一身升沉计未得，辛勤那有儿孙谋”，二十五六岁的袁树已感叹心壮颜老，为未立功名而生“一瞬荣枯万古愁”的悲观颓丧的人生观。这种人生态度一旦确定，即使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亦未能因此而恢复其当初的“壮志”。其《幸捷京兆却寄家兄存斋》二首云：“偶向燕京试着鞭，桂花竟折一枝鲜”，虽不无欣喜之意，但其主旨却是表白：“步趋远继三千里，依钵迟传廿四年。无学定应惊及第，有梯从此想登天。二毛已见安仁老，难称蓬莱作小仙（原注：兄以戊午科领北闱乡荐。）”，“区区一第欲何如？回首辛勤已六科。（原注：余自庚午举茂才至壬午凡六应试。）自分无成心久淡，转因中隽梦方多。”诗人中隽感慨的是人已“二毛”的衰老，辛勤六科的多舛；心中郁积的“六举不称意，短翮叹浮沉”（《得第书怀家兄存斋》）之忧思并未消除，而对于仕途“久淡”之心依然如故。特别是虽中进士，却未入翰林院，而是“蒙恩以知县用”，与其宿愿相悖，故有“未遂登瀛愿，差酬捧檄心”（《蒙恩以知县用，寄存斋兄》）之叹。以至在赴正阳任途中又写下《独酌谣》，云“独客坐秋馆，只影悬孤星”，心态孤寂寡欢；“酒是忘忧物，更以书下之。往事本如梦，来者奚必知？”更显示出对前途的迷茫悲观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