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以“梦”为重要手段塑造的杜丽娘艺术形象，是作者对于“情”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解的具体表现，也是作者伟大和渺小相结合的思想特质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汤显祖；《牡丹亭》；杜丽娘；人性；封建专制 中图分类号 I206.2 一 汤显祖善于写“梦”，而“所著‘四梦’，《牡丹亭》最胜”（冯梦龙语）。《牡丹亭》整部“戏”，就是汤显祖的一场“梦”，他正是通过这场“梦”来表达其思想感情的。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的中晚期，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其《牡丹亭》创作于万历二十六年，作者时年四十九岁。 当时，明代社会已呈现出种种末期症状，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厄运，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一切权力归皇帝，首辅和宦官则倚恃着皇帝和宫廷的势力，专擅权柄，党同伐异，监视朝臣，控制科举，凡有臣僚逆意，言官劝谏，轻则贬官流放，重则监禁杀头。不仅如此，他们还害怕人们离开封建道德所规定的轨道，根据自己真实的体会去独立思考，会产生不利于封建专制社会统治的“异端”思想，于是便在思想领域里继承和发挥宋元以来理学家的学说，进一步吸收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资料，把“三纲五常”定为“天理”，把人民大众的生存欲求，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理想，都视为“十恶不赦”的“人欲”，把“情”看作是洪水猛兽，拼命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束缚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教人们牺牲自己的现实幸福，以封建道德和封建纲常为准则，自觉维护封建秩序。 配合着政治思想上的控制，统治者还积极提倡封建“女德”，通过“颁赐”皇帝后妃亲手编印的“女德”教科书，大力旌表节烈等手段，越来越严酷地钳制妇女的身心，对妇女的封建压迫，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朝代。 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并不能扼杀制明代哲学家们的思考。随着儒道佛三家的进一步融合和佛道肯定今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以要求平等为特点的市民阶层的壮大，加上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程朱理学力图一统天下，但仍然出现了一批敢于与封建专制主义针锋相对的思想家。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汤显祖曾亲眼看到他的师友因触犯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而惨遭不幸；他曾因不愿阿谀和依附权臣张居正而屡试不第；他曾因上书抨击政治的弊端而被贬谪……他的一生，仕宦坎坷，倍受压抑，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超脱尘世，却始终想“入世救世”，做一个“直节名臣”。他深知封建专制的蛮横腐朽和“灭人欲”的罪恶，从而倾向于进步力量而反对专制主义，站在了只反内阁和政府，不反皇帝的“清议派”的一边。他曾师事左派王学大师罗汝芳，厚交富有反权贵思想的、佛学禅宗的奉行者达观和尚，并对李蛰及其《焚书》崇敬非常，加上自己遭遇的坎轲，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感受，所以逐渐成了自己的社会思想。他提倡“贵生说”，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生也”，〔1〕认为“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无食”，而有才之人不受重用，甚至遭迫害，尤其是“人生大患”中最急迫的。这些看法，显然是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相对立的。与此相适应，汤氏还抓住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和禅宗“作用见性”的命题里以及李贽思想中肯定“人欲”的“越轨”倾向，从中悟出了“情至”的观念，并对达观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富于理学和禅宗意味的命题加以改造，反其意而用之，得出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2〕的理论，以戏剧为阵地，同禁绝人欲的“性理之学”相对抗，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但是，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感和批判并未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高度，因为他从小就拜精研理学的徐良辅为师，后来又与邹元标、罗大维等理学界朋友过从甚密，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虔信理学的人，因此他深知理学的尊理而贬情，“去人欲而存天理”的思想，也深知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因而他反对理学的“灭人欲”，不是基于理论的客观剖析，而是出于现实的主观义愤，所以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封建伦理道德，而是认为“性无善无恶，情有之”，〔3〕就是说，情有善恶， 不能全部归之于“人欲”。 他肯定歌颂“情”和“人欲”，背叛了理学，揭露了“理”的罪恶，揭示了“情”与“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他伟大的一面；但他 在肯定“人欲”时，又将“情”加以社会化、伦理化，使“情”又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的总原则。这样，汤显祖在揭示出“情”与“理”矛盾的同时，又强调了它们还存在着可以统一的一面，最终还是没能完全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这又暴露了他渺小的一面。“说人是一种……渺小与伟大的混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狄德罗语）正是这种伟大和渺小的思想的结合，构成了汤显祖本时期的思想特质。 应当指出是的，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汤显祖还把“出世入梦”当作了自己最好的寄托。而且认为“梦生于惰”、〔4〕“因情成梦、 因梦成戏”，梦和情一样，人生而有梦，是一种天地自然的产物。他还认为，人生即梦，只要抛开“形骸”，梦即是生。因而他说：“梦中之情，何以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5〕 可见，其“情”“梦”观最初是导源于佛学禅宗思想的。 汤显祖这种“出世入梦”的寄托和“入世救世”的志向的矛盾，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他虽然时有“出世入梦”的“仙游之想”，但实际上却一直不愿削发为僧，相反，倒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入世救世”者，因此，它既可以做一个“直节名臣”，又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反封建专制的进步的戏剧家。 《牡丹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这样的思想特质的支配下创作出来的。因而，它的主题，就不能象游国恩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概归结为“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6〕而主要应当是通过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和歌颂人欲或战胜一切来表现对灭绝人欲、摧残人性和自由的程朱理学的反抗情绪。但这种反抗又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作者思想特质的伟大一面只有在托之于梦，托之于鬼，也就是托之于幻想时，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他的主人公一旦回到了现实，便受到作者思想特质中渺小一面的支配，逐渐变得庸俗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