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对汪精卫等人叛国投敌的处置，相关论著不但在一些问题的叙述上附会讹传，而且把蒋的处置仅仅定时在汪等潜逃至越南河内为止。其实，在随后汪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政府的过程中，蒋为了破坏汪的“和平运动”，阻挠和推迟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外交承认，继续做了一系列工作。本文除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错讹及疑惑问题进行辨析外，重点论述汪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建立伪政府过程中，蒋对其的处置。 对一些问题的辨析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根据与日本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史称“重光堂秘约”)所拟定的计划，偕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人逃离重庆，飞抵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次日，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帮助下潜入越南河内。当月31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拥护日本22日发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迈出了叛国降日当汉奸的决定性一步。鉴于相关论著已清楚地叙述了这一阶段蒋介石对汪的处置①，笔者不再重复，仅对疑惑或错讹之处做一些辨析。 (一)蒋介石得知汪精卫等叛逃至河内后的态度。 有文章认为，蒋介石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前，于12月26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重点是痛批近卫声明欲灭亡中国的本质，“但全篇讲话，没有直接提到汪精卫。此后数月间，作为舆论焦点之一的汪精卫及其叛国问题，一直没在蒋的公开言论中出现。《艳电》发表后，蒋对《艳电》没有评论……对汪为曾仲鸣之死‘出于义愤’而发表的《举一个例》长文，亦无直接回应。直到1939年10月1日，其时，汪精卫已经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蒋才在答中外记者问中明确汪为‘逆’，是‘人人得起而诛之’、‘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的‘汉奸罪犯’。”②这不免使人觉得蒋对汪逃离重庆背叛国家、民族这样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表态和定性，其真实情况怎样呢？ 蒋介石对于汪精卫逃离重庆至云南，起初的态度是“痛惜”，希望汪“自觉回头”。12月21日的蒋日记写道：“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觉回头耳。”③22日，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与汪精卫的出走相呼应。同时，蒋也从龙云处得知了汪出走河内的真实意图。由此，蒋对汪的态度开始慎重起来。他担心汪的出走，对党、政、军及地方等方面产生不良后果，并影响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是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注意：一、接龙志舟(龙云，字志舟——引者)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二、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三、近日肝气旺盛，骄矜之态渐起，应特戒惧，以免陨越。四、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④在23日的日记中，蒋又特别提到“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蒋之所以反复提醒自己要注意汪之脱逃造成的影响，是因为根据“重光堂密约”，日汪双方设想在汪逃离重庆并发表声明，呼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后，首先由云南的龙云发表拥汪通电，接着广东的张发奎起而响应，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然后汪在云南等日本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此外，蒋也深知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派系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分分合合，党内派系复杂，而汪的出走，有可能使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亲日主和派、反蒋派和汪派实力人物支持汪，使其建立新政权、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妄念成为现实。如此一来，将导致国民党营垒分化瓦解和抗日民族阵线崩溃，蒋的统治地位也将不保，其后果不堪设想。基于这样的担忧，蒋认为对汪的处置应以“积极为妥”，“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并“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⑤因此，蒋决定立即“对汪表明态度”⑥。 12月24日，蒋介石中断了在陕西的军事会议，于下午5时赶回重庆，立刻约集党政首领会谈，商讨对汪精卫的工作。⑦接着，又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蒋要他的澳籍顾问端纳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⑧。第二，26日，蒋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揭露和斥责了日本政府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图谋，并明确指出日本的野心已暴露无遗，不能再与之谈和平：日本“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一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一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⑨演讲完毕，蒋又对汪离渝赴河内一事作了说明：“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⑩第三，蒋动员报纸不要非难汪精卫等人。27日，他致电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希望对于汪的有关舆论，“宽留余地”(11)。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12)。第四，蒋令正在河内交涉运送军火问题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醒悟回国，并嘱咐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美大使胡适，请其劝汪“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住香港，但不妨赴欧”。(13) 31日，汪精卫抛出《艳电》，公开承认卖国投敌条件，也公开了叛国投日的真实面目，蒋介石十分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见汪响应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诚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14)次日是新年元旦，蒋因汪发表《艳电》而心情不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记载：“侍从人员同赴委座公馆向委座夫妇拜年……委座从国民政府回来以后，以汪发表致中央党部和平电报，心上非常气愤，团拜也停止了。”(15)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汪精卫处置问题。蒋介石任主席主持会议，经长时间讨论，最终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不过，因蒋“力加阻止”，没有同时发布通缉令。(16)次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上述决议，并动员全国报刊讨伐汪逆。(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