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4-0144-08 21世纪以来，俄罗斯出版了《二十世纪的俄中关系》丛书[第四卷(上、下)，莫斯科，2000年]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丛书(第五卷，2007年)，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西方国家公布的文献资料，这个时期的档案文献的公布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这为我们详细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发生的，以及围绕中国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条件。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长达15年之久。新的史料特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文献，使我们充分体会到在战争岁月里作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所处的艰难境地：他面对的是国内经济实力薄弱、领导层中亲日的反对派大力活动、管理体制不完善、地方派系势力一直为权势而角逐、国共争斗起起伏伏，最后还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长期以来遗留的制度等。这些情况可解释蒋介石在抗日军事行动上一度采取消极政策，希望对日作战成为持久战争，甚至有时还会趋向于投降的原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正式开始。战争初，国际社会出于各种考虑隔岸观火，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期待日本对苏联宣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国卷入1939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倾向于积极援助蒋介石的立场，以防止中华民国政府向日本投降。 说到这一点，我们会想到一个情况：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为了救国急需西方国家的物质和财政援助却没有得到，在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37至1938年间，美英两国对蒋介石的援助要求同样置若罔闻。美国和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利益范围，却没有阻止日军攻占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据塔斯社1937年8月21日发自纽约的报道，对战争爆发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任教于中国空军院校的美国教官，他们在同美国领事官员进行会谈之后随即拒绝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1]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包括同各国首脑直接通信获得了国际援助。然而实际上，在战争初期，美国和英国除了对日军在中国的行动表示反对和道义上的谴责外，并没有给予中国其他形式的支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战争前期，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中华民国同美国的关系都要更加紧密和友睦。在蒋介石1937年12月24日和1938年1月30日先后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寻求帮助的信中洋溢着对美国政府自1901年以来在远东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的敬意，信中感谢美国政府向中国青年提供在美国的各类大学就读的机会，特别强调了美国以棉麦借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其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改造”计划中的作用。蒋介石写道，美国是第一个放弃向中国索要1901年战争赔款的国家，尤其要感激的是，美国政府不仅首先签署条约，恢复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同时还倡导其他国家仿效之。因此，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蒋介石评价美国在逐渐废除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一原则性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的。此处我们不拟深入讨论美国为什么在中日战争初期没有给予中国有效帮助，美国当时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不积极援助中国，而继续同日本进行战略物资贸易。[2] 历史证明，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在中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国真正的盟友并且防止了中国认输投降的正是苏联。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深入地分析各国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这些原因有很多。而决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有效支援的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日本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实际威胁，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明显。因而，尽管各大国援助中国的意愿有差异，但它们真正的意图相同，即不想激化对日关系。 苏联对华外交活动有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同国际主义立场相结合，其表现便是力保苏联和苏共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帮助其在同国民党内战后站住脚跟，保证其为制定救国方针所需的发展条件，正是有丰富的组织和宣传群众工作经验的中共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统一战线被视为是对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以稳固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必要力量。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转变态度，转而确立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主战线①的方针，乃是采纳共产国际的倡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后者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共合作最初的原则，[3]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终也同意了这一政策，乃是受到苏联的压力。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中苏的“互助条约”，它的签订对于国民政府来说，生命攸关，十分重要，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改变。苏联没有同意把政治军事结盟合作纳入条约，既没有直接载明也没有明确否定苏联帮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义务。因此，条约各款并没有给日本出兵侵略苏联留下口实，同时，随着条约的签订，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巩固。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优惠的贷款用以装备20个师。1938年，两国签署了两份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总额1亿(每笔5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技术装备。在新疆，苏联的专家们帮助中方技术人员组装歼击机等军事装备。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发往中国的飞机总数达到了1235架。1939年初，苏联对中国最重要的援助是派遣了包括志愿飞行员在内的5000名军事专家赴华。1939年6月13日，《中苏关于使用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之条约》签订。同年6月16日，《中苏通商条约》签署。需要强调的是，事实上每一个条约的签订，马上就激起日本侵略军在中苏边境寻衅。[4]可以肯定，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积极有效的，尽管其规模并不能满足中华民国政府加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的极大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