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之间的交往活动构成汉藏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双方交流主体以宗教文化理解及历史过往认识为基础，切磋求近，相互融贯。近年来，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渐为学界重视，关注佛教僧人活动的研究文章①和学术会议逐渐增多，但迄今尚未有评述“留藏学法团”的专题性论文或论著，而较早间接论及的相关研究成果②多以游学僧人个体活动为线索展开分析，③对“留藏学法团”的历史作用多粗略地予以肯定评介。④本文尝试探究佛教界知识分子以文化体验的方式自发组建“留藏学法团”、重构汉地佛学教理、振兴佛教的奔波历程，客观认识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目标而建立的“留藏学法团”在沟通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上的历史功用。 一、“留藏学法团”的缘起与组建 19世纪20年代日本高野山密宗兴盛，中国内地适值汉地佛教复兴初萌时期，汉地佛教界一些人士开始推崇日本密法，在中国内地掀起赴日学法风潮。赴日学习密法归来的高僧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辨识到日本密法理论其实渊源于西藏佛教教理，“不少僧人提出求取藏传佛教来振兴和发展传统佛教的主张，尤其立志于复兴密教的僧众试图融会藏密、日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⑤为此，大勇法师潜心求本溯源，寻求藏传佛教教制、教理，首创“留藏学法团”，决心赴藏求法。 大勇法师1921年随同觉随阿阇黎赴日本修习密宗，次年返回杭州，邀约常熟兴福寺住持持松同往东京，入高野山密宗大学(日本大宗之根本道场)专修密教，后师从金山穆昭阿阇黎修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获大阿阇黎学位。1923年10月大勇法师回国，为江味农、⑥吴璧华⑦等居士所劝请，先是在上海开坛传法，继往杭州设坛灌顶，随其修习印咒大法者多至上百人。次年元月，大勇法师抵达武汉，在太虚法师改革佛教道场武昌佛学院内开坛传法，掀起内地学密风潮，入坛学法者达237人，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杜汉三、杨选承、黄子理等名流居士均莅场习法。⑧ 大勇法师在修习密宗及传法过程中，结合自身在日本学法的感悟与思考，比较分析了东密的历史本源与藏密的脉络体系，再加上受益于白普仁喇嘛⑨和多杰觉拔格西⑩的启示，他认为中国西藏密教之盛超过日本。在慎思佛教源流和佛学系统之后，大勇法师肯定了藏密在佛教教理中的根本性地位，明确藏密在教派传承与经典保存方面较东密更为严整。大勇法师依据汉藏民族融合的悠久历史，结合内地僧众对藏传佛教的认同，进而认为入藏求法是振兴汉地佛教界的可赖途径，从而“发了一个‘融和日本西藏的密教而创设中国密教’的大愿并且预备学习藏文藏语想到西藏留学”。(11)同时，显荫法师(12)在《留东随笔》中阐述蒙古喇嘛僧侣旅日学习密宗时亦论及藏密与东密之间的关系，援引日本佛学大辞典印证藏密博深丰厚之处，以为从事佛学密宗研究应从藏密着手，切中本源，并认为日本各宗派之间互为攻诘的关系“不若中华之含融而少诤也”。(13) 1924年9月，大勇法师在汤铸新、胡子笏、(14)但怒刚、刘亚休、陶初白等名流居士智识与资金支持下，于北京慈因寺成立佛教藏文学院，10月11日正式开学。“留学东瀛，请回经论，虽窥一斑，未见全豹。据最近考察，密法最盛，其惟西藏，盖彼正(政)教不分，邻近印度，其所保守之经论，较各国亦为完备。故大勇法师等创立佛教藏文学院，广择海内有志之士，预备文字语言，订于明岁，留学西藏……”(15)学院延请多杰觉拔格西为导师，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修习内容。聘请曾多年留驻西藏的充宝琳先生讲授藏文和西藏佛法，后由学僧将其讲稿记录整理出版为《藏事纪录》一书。学院招生对象限定为出家或在家皈戒者，以及发入藏求法济世誓愿的佛教学校毕业生或具备一定佛学基础的僧人、居士。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法尊、观空、严定、法舫，职员大刚、超一等先后到佛教藏文学院修习。作为入藏求法的预备学校，北京佛教藏文学院注重学僧的藏文学习，以备览读翻译藏文佛教经典，深入理解藏传佛教的制度仪轨。为在动荡时局中尽早实践求法旨愿，学院旋即调整建制计划。“本定一年半卒业，后来，到了今年观察时势恐怕今年以后时局愈坏，赴藏也就愈有阻力，与其迁延时日不能赴藏，不如先行入藏再谋学习，趁了今年夏季国家粗定可以启程，因此在阴历四月就把学院结束了。赴藏的学生改组留藏学法团，推定大勇法师为团长。”(16) 二、大勇法师率团赴藏求法留驻西康 1925年6月，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途经汉口、宜昌、重庆、峨眉、成都、雅安等地，抵达打箭炉(今康定)。为确保顺利抵藏，该团从账目收支明细到具体事务筹措都详加安排，采取以股辖组、学员责任分担的编制原则，划分为总务股、事务股、法务股，下设伙食采购、行李、医药等小组，(17)按照分工加以规范，实施责任分明、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 “留藏学法团”沿途传法修习，讲经答疑。“传法于汉皋者数日，再传法于荆沙者十余日。更被战事阻于重庆者一月余。次于峨山修加行者，又二月许。勇师又赴成都传法居一月之久。”(18)在成都女青年会、广益学会，大勇法师演说佛教与基督教在劝善和救世上的共通性，并回答记者有关佛教理论、佛教修行等宗教疑问。1925年冬，康藏纠纷再起，战事阻滞前行路途，“留藏学法团”被迫停驻西康打箭炉，伺机赴藏。期间，大勇法师依大格西洁尊者修学藏文经典，“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译为汉文”。(19)1927年春，“大勇再率一部分团员前进，拟赴拉萨。另一部分仍在打箭炉，大勇一行人行至藏边甘孜县，复为守军所阻，不得已在甘孜停留下来”。(20)大勇法师“依止札迦大喇嘛，修学密宗，精进不懈……并得札迦大喇嘛传以阿阇黎法位”。(21)恒演法师在《西域行小记》(22)和《晤一师上太虚法师函》(23)中也记叙了“留藏学法团”在甘孜接触藏传佛教经典、佛学戒律、次第及轮回转世等佛理，以及仰拜舍利塔寺院、亲睹藏民念经转经和喇嘛诵经弘法等场面，求法学僧进一步了解了藏传佛教社会的真切状况，感知到喇嘛在藏人中的特殊社会地位及普通民众对藏传佛教信仰之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