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3-0085-09 对于政治参与，中国佛教界内部的态度颇不一致。趋向改革的佛教徒主张参与政治，有“政治和尚”之称的太虚是其代表，“问政而不干治”，是太虚对待政治的基本态度。佛教界的守旧派特别是部分居士，则反对佛教徒参与政治。欧阳渐认为：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不应参与世事，不应服官，不应赴考，出家参政大违戒律，亦有碍世法①。尽管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佛教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一、参加奉安大典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非常国会与北京临时政府决议为其举行国葬，其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遵照孙中山遗言，葬事委员会议定在南京紫金山之阳为其建陵。1929年3月，中山陵大体告竣，国民政府组成奉安委员会，迎孙中山的灵柩回南京，并于6月1日举行隆重的安葬典礼，史称“奉安大典”。按照李恭忠的看法，奉安大典是“一场着眼于国家再造的丧葬政治运作”，国民党人“把葬事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将革命追求融入葬事操办，使孙中山个人的“‘不朽’汇合于新国家的建构，并最终转化为新国家的象征。”②因此，奉安大典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重大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反响。 当中国佛教会获悉奉安大典举行，便呈文奉安委员会，请求准其参与，拟派代表48人赴陵拜奠，并通令全国佛教机关于奉安日举行祈祷大会。这一请求得到奉安委员会的批准。之后，中国佛教会发出通告，要求各寺庙及佛教团体，举行总理奉安祈祷大会。通告云：“孙总理本我佛平等博爱之精神，建抑强扶弱之事业，故于奉安之日，全国各界皆推代表参加。况我佛教蒙总理于民党政纲中确定人民之信仰自由权，故屡受外界之风潮，藉作中流之砥柱。缅怀恩德，永矢不忘。兹由本会议决全国寺庙，应于奉安之日举行祈祷大会，希望各地佛教徒准于是日齐集各该地首刹，虔诚祈祷。”③通告表达了佛教徒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和参与奉安典礼的具体要求。6月1日，各地佛教徒如期举行祈祷大会，如上海各寺庙及宗教团体，召集全市僧众居士，齐集上海首刹留云寺，举行奉安祈祷大会，有僧俗数百人参加④。中国佛教会还编辑印发奉安特刊，内容载有《佛学对于现代人类之贡献》、《佛教教义与三民主义之关系》等篇，表达佛教徒对孙中山的追念之情。 1929年6月1日，班禅为孙中山奉安大典撰写祭文：“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众倒悬，俾登极乐世界，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⑤班禅给予孙中山极高评价，称其为“今古世界第一人”，虽有溢美之嫌，但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形象。 佛教徒参加奉安大典，一方面是出于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孙中山生前能合理评价佛教的社会功能，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革新和佛教协进会、佛教会等佛教团体的成立，为后来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佛教徒参加奉安大典，是对孙中山感激之情的一种表达。另一方面，佛教徒参加奉安大典，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操练的一种回应，也是佛教徒自身政治态度的一种表达。通过这种参与，表明佛教徒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作，以求协调政教之间的关系，为佛教复兴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为解决政争献计献策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一直未能化解。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分庭抗礼。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了暂时和解，组成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经济大权。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杭州举行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 佛教界非常关注国民党内这一政治纷争，对于新组建的政府，佛教界曾提出三点建议：(1)要组成健全的政府。佛教界指出：“中国政府因频年内战，已成为通身是病的政府，既内患各症，所以外患得乘虚而入，致成现前难以收拾的僵局。这次既为外患而将政府重新组织，根本就要在组织上使其健全，才能发生出力量来。”(2)要确立民主的政治。佛教界认为，新政府“以‘民主政治’相标榜，但就要能切实行其民主政府，凡民众所应有的权利，政府须完全保障；换句话说，就是在民众未有抵触越犯法治的法律，则民众所有的一切权利，政府须任其完全自由，并给予在法律上有力的保障！同时，政府公务人员也应该尊重法律，不能越犯法治的一切行动，致使民主政治发生动摇；使民主政治不能确实树立！”(3)要速定对日的政策。佛教界提出，“所有对日的政策，应速向民众公布，一方既免民众对于政府有所误会，一方亦好给民众对于政府有供献各种力量的机会，而政府方面也可照所决定的政策积极准备。”⑥上述三点建议，可谓切中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要害，也是佛教界对当时政争的一种政治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