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未逾半载，日军即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出于掩盖侵略罪行和蒙蔽国际视听，同时展现出“尊重”东北地方民意姿态的需要，日本按计划着手在占领区内策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于是应时粉墨登场。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日本除使用日系官吏直接参与并掌控伪满政权，增派关东军进行现地占领和“治安肃正”等显见的侵略手段以外，更企图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信仰上全面改造“满洲国”，以实现彻底的“日满一体”和东北民众的“皇民化”。其中，被大加树立的“国家祭祀”①就是日本所实施诸多奴化政策中的重要一项。本文拟就1932-1942年日本的该项政策，即伪满成立后大致十年间其“国家祭祀”的整体变迁作一考察。 一 伪满初期“尊礼崇儒”式“国家祭祀”的兴起 伪满洲国自建国伊始，其政权性质就被日伪涂染上了些许儒教色彩。1932年3月1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②按照日方指示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宣言”除强调“满蒙旧时本另成一国，如今以时局需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声称“新国家建设之宗旨一以顺天安民为主”，“施政必徇真正民意”，并且要“调练警兵，肃清匪祸”，尤其言明对于国民“教育之普及，当[惟]礼教是崇。实行王道主义”，以使“满洲国”成为“世界政治之模型”。③从这份宣言可见，对于新被囊入其海外殖民体系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采取了对当地的文化传统暂时予以维持利用的原则。日本奉行这一原则至少出于以下几层目的：首先，可以暂时维系东北民众长期习惯的生存状态，尽量不触动其根本，以免在民间四面树敌；其次，可以安抚与麻痹前来东北图谋复辟的溥仪等人，进而为日方所声称的“应(东北)三千万民众之意向”④而建立的伪政权营造声势；此外，还可以利用所谓的传统秩序恐吓民众，隐性配合日本对反满抗日活动的武力镇压。以上均为日本欲图在短期内取得“宣抚”东北民众的效果，摆脱国际上对其侵略行径的多方指责，并开始有限调整其一贯以全面征服为特征的殖民政策的体现。由于“以满制满”的文化方针暂时获得了一定的执行空间，而儒家思想中“克己复礼”、“遵秩守序”等信条尤其为日本所看中，因此日本积极推动伪满施行教化上的“尊礼崇儒”政策，以期确立日满间的民族尊卑秩序，将东北民众驯化成为“重礼教、乐天命”的“顺天良民”，从而杜绝发于民间的针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伪满政权成立一周以后，溥仪于3月8日被迎至长春，翌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遵循“王道建国”之精神，溥仪在其“执政宣言”中提出“以道德仁爱为主”的施政原则，誓言要“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同时对“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⑤信心十足。以上所谓的“王道”，日伪当局将其解释为“满洲国建国宣言”和“执政宣言”中所言及的建国思想与理念，并提出“王道”乃出自孔子之“先王之道”，“其教诲均属社会的公私一贯的真理”，在中国“自古两千多年以来，其教义深入人心，成为德治的源泉”。⑥故而，“王道”和“礼教”作为伪满初期的基本政治取向，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官方词汇。3月25日，伪国务院发布第2号院令，着民政部饬文教司并通饬各省学校：“嗣后各学校课程着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⑦以此为发端，伪满境内文化复古之风席地而起，伪政权一面仓促对现有文庙进行修葺和拨资派员管理，一面在各地广泛设立“孔教会”，大量印发《王道要义》、《孔教新编》等宣传册，并成立“王道学会”，创立《王道周刊》，另在如《盛京时报》等主要报刊上连辟《祀孔参考》、《振兴孔教》等专栏。继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新京⑧文庙附近设置“燕乐传习所”以后，伪满境内凡有文庙之处纷纷开办“满洲国礼学社”，大谈“孔教尊崇，圣道复兴”。一时间，“尊孔复礼”成为风气。 日方之尊孔在于“以满制满”，而以溥仪为首的满系⑨之尊孔除了受日本决策影响外，亦颇有一番“道理”可言。以溥仪为例，其置身东北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复清朝大统。早在天津时期他就曾以称帝作为前往东北的条件，日方当初对此也曾予以应允，但抵达东北以后，日方又以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东北各地方代表反对为由，拒绝了溥仪直接称帝的要求，最终，双方达成“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⑩的口头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并没有如期履行(伪满实行帝制已是两年以后)，但在此期间溥仪却一直报着志在必得的心态，视“执政”之职不过为迈向帝制的一个过渡而已，也正由于溥仪认定自己充演的角色必定为君主，因此为称帝计，他才更觉得有必要重新拾起自民国以来一直被大加挞伐的纲常名教。在中国皇权史上，儒家学说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维系统治的思想基础，而礼教则是帝王们治国驭民的重要手段，甚至民国以后出现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也无不以尊孔复古为其先声。因此，溥仪在执政初期颁布的重要法令如《政府组织法》、《人权保障法》、《参议府官制》等，都是以“教令”(11)形式发出的。 日满双方既在“尊孔”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为了进一步营造声势，二者决定尽速恢复祀孔，并将伪政府内如文教等部门增加祭祀职能。伪满建国之初，负责掌管尊孔活动与宗教事务的是民政部下辖的文教司，1932年7月，文教司独立出民政部并升格为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礼教3司，分别掌管教育、宗教、礼俗和思想等事项，其中祀孔活动便由礼教司负专责管理。由郑孝胥担任总长的伪文教部鉴于“迨至民国，军阀专政，百事堕坏。文庙毁而不修，祭祀废而不举”之现象，宣称要“本王道治国之精神，实行大同主义，以道德礼教范围人心，上下一德，振兴庶政”，故“崇孔子为立国之大本”(12)，并规定嗣后每年都将举行全国范围的春、秋两次祀孔大典，日期分别定于当年阴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即“上丁日”。此外逢“孔子诞辰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除举行各类纪念活动外，全国均放假一天。理由是，“满洲国以王道为建国之精神，王道乃系出孔子所倡导树立之儒教，故满洲国以孔子祭为国祭”。(13)自此，由日伪政权主倡的“国家祭祀”——祀孔活动开始在东北全境铺开，从施行“尊孔读经”到被奉为“国家祭祀”，儒教在伪满洲国境内开始了扭曲的复兴。 1932年9月3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统领群臣，在位于伪都新京东二道街的文庙内举行了伪满洲国的首度秋丁祀孔。鉴于是首次，其实验性成分要多一些，因此当时并未予之以大肆张扬。为了进一步振兴此“东亚固有道德”，伪文教部于1933年2月6日又发布训令，对当年的春丁祀孔作出了详尽规定：在民间范围，“举行祭祀之日应开市民讲演大会，演说建国精神之圣道真谛”；于教育部门，“各校教师务使学生明了祀孔之意义与建国精神及孔子与其他诸贤哲之言行道德等项，再各校是日一律举行祀孔典礼……如暂时未设孔子庙之地方得假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举行丁祭典礼”。此外，这一训令对祀孔的场所、设施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地方之孔子庙除重新修理庙宇外，更须酌量备置礼器、乐器及舞器等类”。(14)依照此令，东北各地文庙确实按规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和修整，并且还有些许的新建(15)，而司礼人员的培训、管理经费的划拨等，相比从前也多了些保障。3月2日，伪满的第二次祀孔大典再度由郑孝胥担任主祭完成，由于伪政权早在上一个岁末便已开始对此着手筹备，所以此番祀孔较初次更为隆重：祀孔之日，大典在伪满全境同时举行，各省由省长担任主祭，不仅伪都新京可闻笙箫鼓乐，整个伪满洲国亦是如临节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