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K522.53；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2-0160-08 华盛顿会议期间，四个资本主义大国，即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宣称它们愿意开发远东。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必然利用中国的军阀作为其在中国夺取强有力地位的工具，以便进行有效的剥削。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同志应该帮助德国的革命，以使它尽可能提前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国际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注意。[1] 1923年夏天至秋天，蒋介石以“孙中山博士”为名率一行访问苏联，同年11月26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KKI)上作了上述发言。而在第三天(11月28日)与托洛茨基(Lev D.Trotsky)会谈时蒋介石却突然说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和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2]。也就是说，在莫斯科蒋介石提出了针对英美法日的中德苏三国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联合路线。 蒋介石的这些发言，当然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背后有当时孙中山推进的联苏、联德路线的存在。①对抗英美法日的联苏、联德路线，可以说是1924年一全大会前后中国国民党的基本外交路线。 但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德国等轴心国为敌，与美英法苏等结为同盟国，在这种国际局势中进行了抗日战争。根本上决定中国国民党这种国际路线戏剧性变化的当然是中日战争的动向以及美英等对中国的支援，同时也不能忽视德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动向带来的影响。 本文即从这种观点出发，分析德国的动向对中日战争的影响。必须要注意的是，德国的动向不仅与日德关系、中德关系、日中关系，还与中苏关系、日苏关系、德苏关系密切相连。因此，笔者以中德日苏四国关系为分析框架，从中分析德国的动向。设定这样的框架，是尝试为到目前为止大多以“同盟国”对“轴心国”框架来进行中日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中德苏联合构想的起源 德国的中德苏联合论 孙中山、蒋介石构想的中德苏联合构想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当时的德国、俄罗斯(苏联)也有此构想。 当时德国各政治集团中，存在着为对抗英美，将德苏关系作为外交基础的强势集团。在德国外务省，与以史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等人为中心的“西方派”相对，存在马鲁桑外务次官(Ago Frhr.von Maltsan，1922年12月-1924年12月)、驻苏大使卜洛克多夫·朗超(Ulrch Graf von Brockdorff-Rantzau，1922年2月-1928年11月)等重视德苏关系的“东方派”。而且在“东方派”中，前驻中国公使(1915年1月-1917年3月)、前外务大臣(1918年7月-1981年10月)辛慈(Paul von Hintze)，前上海总领事(1913年7月-1917年3月)、东亚局长(1920年1月-1924年8月)科尼平(Hubert Knipping)，更把视野伸展到了远东，还有部分外交官僚以中德苏三国联合为志向。[3] 德国国防军中，更有重视德苏关系的集团，如以陆军总司令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为中心的主流派。而且塞克特除了对德苏关系，还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政治显示出了关心。1931年关东军密谋策划“九·一八”事变，联合国决定向远东派遣调查团，塞克特表示了作为德国代表参加的意愿(最终决定派遣原德属东非总督休勒Heinrich Schnee)。塞克特1933年夏天访问中国，1934年就任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塞克特正是德国的中德苏三国联合路线的体现。② 在德国民间极右势力中，为对抗英美帝国主义，在德苏关系之外，也存在希望与被压迫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土耳其)联合的集团。这些人被称为革命的国粹主义者，其代表有原最高统帅部幕僚鲍尔(Max Bauer)。鲍尔在参加卡普政变(1920年3月)后，受托洛茨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1923年12月-1924年2月)，其后任西班牙军队和阿根廷军队的军事顾问，1928年1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团长。[4] 当时在纳粹党内，同以与苏联对决为最终使命的希特勒路线对立的是修特拉萨兄弟(Gregor u.Otto Strasser)及戈培尔(Josef Goebbels)的“纳粹左派”。他们主张在外交上把英法当作敌人，与苏联携手，并与“所有受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土耳其联合。[5] 苏联的中德苏联合论 苏联、共产国际重视与德国、中国的联合，这点不用多说。共产国际活动的重点最初是德国革命，德国的革命浪潮退却之后，共产国际则更注重中国了。苏联更多次向德国外务省提议在中国进行德苏合作。[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