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那个老年的审判员见夏世富走进了法庭，他丢下朱延年不问，转过来对着夏世富严肃地问： “你是不法资本家夏世富吗？” 夏世富慌忙回答： “不是，不是。我是工人阶级。” “你参加了工会吗？” 夏世富愣了一下，旋即信口应道： “我参加了工会。”① “我是工人阶级”，这句话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风貌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1949年之后，仿佛成为一道国人都愿意拥有的护身符，一种普遍化的身份认同。那么，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受到了地缘、党派和产业等多种因素的分割，不同的工人因而有着不同的政治，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裴宜理，2001a；Honig，1986；Hershatter，1986)。与之相比，1949年之后的“工人阶级”显然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意涵。在这样一个从“旧工人”到“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魏昂德指出，在新政权成立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Walder，1984：3-48)。那么，新国家究竟是如何改造旧工人的呢？新“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同又是如何形成的？ 对1952年发生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研究，为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民主改革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是1950年代一次席卷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根据已有研究，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实质是彻底清除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和一些压迫工人的制度，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进一步体现出来”(周鸿主编，1993：22)。但事实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对工人的改造是同时并行的，如果进一步区分国营和私营工厂的话，我们会发现，后者在生产关系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私营工厂要更加重要。②本文认为，私营工厂里的民改运动可以被视为新国家改造旧工人，从而重塑工人阶级的一种尝试。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保存在上海市各级档案馆中的、有关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对新国家与旧工人在民改运动中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所使用的动员技术以及工人自身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细致的考察。 二、民主改革：城市“阶级斗争”的补课 许多学者都曾对土改运动的“阶级斗争”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中发动“划阶级”、“诉苦”等实践活动，将乡村社会原生的各种矛盾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藉此成功地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农民的意志(Shue，1980；何高潮，1997；黄宗智，2003；张小军，2003；李放春，2005；方慧容，2001，等等)。在这其中，“阶级”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为构建起来的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确确实实地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1949年之后被运用到城市环境之中。 1949年，当共产党人夺取城市政权之后，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两大挑战：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稳固政权”，后者对于刚刚主政城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新政权的稳固是伴随着对“阶级敌人”的“否定”与“清算”向前推进的。何谓“阶级敌人”？它首先包括与旧政权相涉的人群，对他们的打击主要通过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惩治其首要分子的方式得以实现，其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再次是“资产阶级”。 “镇反”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经验在城市中的第一次实践(裴宜理，2001b：107；杨奎松，2004：1)，通过启发基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意识，新政权在清算“阶级敌人”的行动中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以为不可信任的群体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予以严厉地制裁。在基本肃清了“面”上的敌人之后，195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3-460)，把矛头转向了“潜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③同时由于新政权成立之初，共产党对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对其中的旧人员和旧制度的清算与改造尚未着手进行，于是，这项未竟的重任也落在了民改运动的“肩上”。 大体上，全国范围内的民改运动都先从国营企业开始，待取得工作经验之后，再转入私营企业。与其他地区相比，私营企业的民改运动对于上海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1949年上海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79.1％(孙怀仁主编，1990：35)，即便到了1952年年底，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占到了全市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67.4％，④更毋庸说私营商业。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⑤最早于1951年底开始筹划，计划在全市挑选74家工厂先行开展试点工作，除市委直接掌握4个单位(启新纱厂、永大染织厂、永安三厂、大隆机器厂)外，其余的70家工厂分别由21个区的43名区委委员负责(邹荣庚，2001：224)。为此，各区委干部在申报典型试验厂⑥时对辖区范围内的私营工厂的职工人事档案(包括“反动党团”、“反动帮会”情况等)作了初步的摸底调查，⑦除汇集各种“反动组织”的名册、工会入会志愿书、劳保卡等人事档案进行比对分析、“顺藤摸瓜”之外，搜集“活材料”也是他们的重要策略，如召集厂中政治历史清楚的原地下党员和老工人回忆隐情，利用厂里少数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普通工人中明察暗访，甚至提审已在“镇反”中获罪入狱的“反革命分子”。
